近代施补华※撰。一卷，二百一十五则，《两浙輏轩续录》卷四十八谓施补华“著《岘佣说诗》二卷”。1922年宁乡钱榘《书岘佣说诗后》云：“光绪辛己(1881)，钱塘张勤果公以嵩武军镇防喀什噶尔，余与乌程施均父氏、湘乡张耿卿氏同赞戎幕。均父夙以诗鸣，耿卿时与请益，各苦土音方言，格格不达，余常通其辞若舌人焉。久之，论说日多，余乃诠次其辞，综列二百零九条，质之均父，稍加点定，题曰‘砚佣说诗’，以其时同任笔砚役也。既而索抄者多，乃付营员影印于沪上，而讹‘砚’为‘岘’，均父笑任之。”此可见诗话起名之由。
作者论诗崇尚五律，认为“学诗须从五律起”，并说：“起处须有崚增之势，收处须有完固之力，则中二联愈形警策。”又说：“五律须讲炼字法，荆公所谓诗眼也。”“五律有清空一气不可以炼句炼字求者，最为高格。”五律而外，亦论五古，如云：“五言古诗，厥体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质浑厚为正宗。”又说：“五言古诗，不废排比对偶。然如陆士衡则伤气，如颜延之则窒机，盖整密中不可无疏宕也。”又说：“作五言古，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生毋熟，次山《箧中集》实得此意。”议论五言诗外，又论七古与七律，如云：“七言古虽肇自《柏梁》，在唐以前，具体而已。”“七言古诗必有一段气足神王之处，方足耸目。”“七律以元气浑成为上，以神韵悠远为次，以名句可摘为又次，以小巧粗犷为下。”“七律下字炼句，须解高、亮二字；不高不亮，诗虽好，亦减成色。”对于五绝、七绝，作者也有论及，如云：“五绝、七绝，作法略同，而七绝言情，出韵较五绝为易。盖每句多两字，则转折不迫促也。”上述诸论，可视为诗歌体裁论，作者注意到不同形式诗体的特点，从创作手法、艺术风格与炼字炼句分别加以论述，不乏独到之见。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有专论诗体一章，后世诗话多有发挥，《岘佣说诗》更显示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值得重视。诗话中，作者多结合唐宋人诗歌作品纵论诗体特征，品评恰切，很见功力。如云：“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传；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廓。”观千剑而后识器，没有一定的艺术积累，难以有如此的鉴赏力。其他如对左思、谢朓、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元结、刘禹锡、高适、李贺、苏轼、陆游等人诗句的品评分析，也多有可取之处。诗话中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论诗之语，如云：“诗犹文也，忌直贵曲※。”论作诗“刚笔、柔笔”※之说等，可参见。对于诗歌中的情景关系问题，作者也有很好的体味，如云：“景中有情，如‘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情中有景，如‘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情景兼到，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又说：“写景须曲肖此景，‘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确是晚村光景。‘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确是深山光景。‘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确是穷边光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确是古寺光景。‘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确是暮江光景。可以类推。”讨论诗中情景关系问题，有的放矢，并非泛泛而论，可资参考。但诗话中也有一些议论不免迂阔，如谓白居易《长恨歌》“直是讪谤君父矣”，论李商隐“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之诗句“尤为轻薄坏心术”，体现了作者力主温柔敦厚诗教的主张。《岘佣说诗》有上海石印本、《清诗话》※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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