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遗室诗话

近代陈衍※著。三十二卷。又《石遗室诗话续编》十卷。专以论诗评诗，间及当时诗人生平资料，并偶涉词评的一部大型诗话。作者《自序》称：“数十年来多说诗，意有所得，辄拉杂笔之，未成书也。”“说诗”者，指光绪间与“同光体”※诗人沈曾植、郑孝胥等聚而论诗。至民国元年(1912)，应编者梁启超约，始为所编《庸言杂志》月刊，月写诗话一卷，至民国三年(1914)《庸言》停刊，得十三卷。次年，李拔可编《东方杂志》，又应约为续写诗话，也月撰一卷，又得八卷而止。民国十八年(1929)，《自序》谓“乃取旧稿删改合并，益以近来所得，都三十二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是“十三卷之本，坊间私行翻印，既非定本，复多错误”之累。此后，又有续作，部分曾刊《青鹤杂志》，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刊行《石遗室诗话续编)。

《石遗宝诗话》大旨在标榜“同光体”，此诗派之命名，首出于此。其谓：“‘同光体’者，自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记载“同光体”诗派诗人相互交往、宴游、说诗等活动，推崇他们的诗作。此诗话标举“三元”※之说，“三元”即指“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认为“宋诗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揭示了“同光体”诗人宗崇宋诗，溯源唐调的诗论旨趣。又区分近代诗歌为两大流派：“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二派：一派为清苍幽峭，……其一派生涩奥衍。”而以陈沆与郑珍为此二派各自之前驱，并以“同光体”诗派中的“福建派”若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等诗为前一派的推演，而“江西派”和“浙江派”如陈三立、沈曾植、袁昶等诗为后一派的扩展。此说实限道光以来“宋诗运动”一脉派别之艺术风格区分诗风流派，未能涵盖整个近代诗派。此诗话又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为诗要“学问”与“性情”结合。“由学人之诗，作到诗人之诗”，“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因此称道、咸间宋诗派诗人“祁文端(藻)为道、咸间巨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祁藻)《题亭集》诗及《自题亭图并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因之提出“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此诗话还具体提出从唐启宋看古典诗歌“力破余地”之说，以另辟蹊径。而所谓“力破余地”，则语言要“宁涩勿滑”，“避熟避俗”，“可以边际之语写之”，力求字句翻新；次则要求语言和意境要有“色泽”，强调风格的多样性；又次则要“独具笔意”，“一人各具一笔意”。此外，此诗话以大量篇幅评述了前人的诗歌理论或注诗的得失，阐述写诗艺术的种种见解，更对古代到道、咸以前诗人，有较详实的专评，而于同时代诗人的评述，虽重在评宋诗派的诸家之诗，也涉及其他各派主要作家。不免缺漏而未予置评者，则陈衍先期出版的《近代诗钞》，所选作家作品，超出此诗话数倍，况于各家小传后，也列有《石遗室诗话》，两者可相互参阅、补缺。

《石遗宝诗话》三十二卷及其《续编》十卷，既是部空前的大型诗话，也是部绝后的古典诗话。它在阐述近代“宋诗运动”包括“同光体”诗派的由来、旨趣、诗品等方面，在卫护近代古典诗歌的复古流派方面，均具广泛影响，成为研究近代古典诗歌流派及近代诗歌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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