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尚镕、著。一卷。皆论诗、评诗语，无记事、选诗等杂项内容。据其同学姜曾《序》，此著著于道光五年(1825)。专论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家之诗，是一部专门性的诗话。姜序评曰：“多戆直而无游移，简核而无剽贩；且论诗之下，于各家之文章性行，传授源流，亦莫不隐括于其中。”
全书的特点首要表现于论诗体例的系统性。分为“三家总论”，“三家分论”，“三有余论”三大部分。“总论”侧重客观上概括指出三家创作上的一些基本倾向，提纲挈领。“分论”是“总论”的具体展开，着眼于三家诗各自艺术风格、创作得失的评析。先论袁枚，凡十五条；次论蒋士诠，凡十三条；后论赵翼，凡十二条。“余论”是补充性的收尾，就前所意犹未尽者重新强调或抉发，而重在指出三家诗之弊病。三部分秩序井然，而又形成彼此映发的互补结构。条目上下也较具有逻辑的联属性，较完整的系统性。
注意在比较中论述对象，是这部诗话方法上的特点。这既表现于对三家诗的纵向朔源，又体现于风格特点的横向论述中。如“子才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苕生学黄山谷而参以黄、苏、竹垞，云松学苏、陆而参以梅村、初白。平心而论，子才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苕生学前人而出以坚锐，有粗露之病；云松学前人而出以整丽，有冗杂之病”。即使在分论三家时，也时时注意与其他两家之间的比较阐发。分论袁枚曰：“苕生有生吞活剥之弊，而子才点化胜之。云松有夸多斗靡之弊，而子才简括胜之”，等等。论一家一端，总参以其他两家，既主体突出，又得失互较，使各家面目在映照中得以突出，显示了作者论述方法的别具手眼。
这部诗话着眼点侧重于对袁、蒋、赵三家诗作风格特点，得失高下的评析，鲜见作者自身诗学观点的正面阐发。然通过对三家的具体评论，亦可隐约见出作者的持论。作者写这部诗话的道光前期，在乾、嘉诗坛风靡一时的“性灵派”早已遭到普遍的攻击。而作者却着眼于清诗发展的宏观格局，对性灵三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自明七子以后，牧多伪体僻体。牧斋远法韩、苏，目空一代，然如危素之文，动多诡气。梅村、渔洋、愚山、独漉诸公，虽各擅胜场，而才力不能大开生面。三家生国家全盛之时，而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遂各拔赤帜而起，震耀天下，此实气运使然也。”又曰：“三家兼有放翁以下诸人之长，虽酝酿之功未极深厚，然已如天外三峰，跻攀不易矣。”这种立足诗歌发展广阔背景中的历史评价，又是建立在对三家诗多重细致体认基础上的。因此绝大部分论述是针对三家诗从风格到技巧不同侧面而发的。作者颇具辩证眼光，持论总是同时指出得与失，较少偏嗜之论。总论曰：“子才笔巧，故描写得出。苕生气杰，故撑架得住。云松典赡，故铺张得工。然描写而少浑涵，撑架而少磨砻，铺张而少熔裁。”评蒋士诠诗曰：“苕生诗有不可及者八：才大而奇，情深而正，学博而醇，识高而老，气豪而真，力锐而厚，格变而隐，词切而坚。但恃其逸足，往往奔放，未免蹈裴晋公讥昌黎之失也。”诸如此类的评论，总能得失两兼，既显示了一种求实精神，也透露出作者力求稳健持平的诗学观念。而从作者对三家“纤佻”、“粗露”、“冗杂”之病的不满；对“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对“云松固欠庄雅”等评论中可见，作者诗歌追求在斟酌于“性灵”与“格调”之际，而于“肌理”诸说则无所置词。比较推重既“富于才调”，又不乏“纡折”“深曲”，有“伸缩转换之妙”的典雅风格。于三家无论指陈利弊，均时有中的之见。但此著于袁枚贬责较多，且着眼点在“子才好女色”，“艳词侧体太多，殊玷风雅”，指为“流弊无穷，但此为风雅之罪人”。这就不免拘执于正统诗教，遂与抨击性灵派者同一腔调。总体看去，这部诗话对“性灵派”三家的评论总结较全面具体，并以体例的系统，诗论的辩证眼光显示出自身的价值。
《三家诗话》收入尚镕《持雅堂全集》，有同治本、光绪本。今有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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