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狄葆贤※著。这部诗话是对同时代人诗作的选录与评论。把散见于这部诗话中的诗学论点汇集起来，稍作梳理，可以发现，葆贤的确有他自成体系的诗学，虽然十分粗略。
葆贤认为，诗的发生是“感物而鸣”，“意有所触而成声，声之所荟而成句。”由诗的发生又进而论诗的地位与作用。《诗话》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词感人易，入人深，起衰振俗，要赖乎是。固不得以无益目之。”又说：“夫使智慧男子茧葬艳乡，以经济为粗豪，以理学为迂腐，词章以外无复余事，斯则诗翁词人之过矣。若于任事之暇，借文词以消遣怀抱，抒写性灵，亦任事人所不可或废者。夫不作有益之事，固未免负有用之身；不作无益之事，又何以遣有涯之生?而况其未必为无益之事耶?”由此可见，诗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无益的。说它可以是有益的，是因为它能“起衰振俗”；说它可以是无益的，是因为它有时并无益人生实际的功利。但它们都是有用的，“起衰振俗”固然是有用，“消遣怀抱，抒写性灵”也是有用，不过是一种特别的用，即非实用的用，或无益的用。根据这个思想，葆贤把古诗分为三类，第一是“可转移风俗者”，第二是“可抒写性灵者”，第三是“可备史乘者”，但“可备史乘者”也可以划入有益。因此，诗，就其作用来说，只有两种，即有益的用与无益的用。那么，诗为什么能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呢?葆贤答曰：因为它“感人深而捷且有不自知者。”这个回答可以说是探骊得珠之论。接着就要涉及诗的创作问题。诗人如何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呢?葆贤认为，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具有“闳抱远识”。葆贤认为，诗的形式或技巧对诗的好坏并无决定性的影响。诗话云：“果其人有心邦国，具有性情，感物哀时，声若金石，自能当于人心，又未可以诗律相概。若非然者，虽言之成理，毋宁割爱焉。”尽管如此，关于诗的批评，葆贤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即重、拙、大。但这些只是一般性的标准，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他必须有自己所独具的特色。葆贤借用郑太夷的话说：“作词当求独到处。孟诗胜韩，正在此耳。真气磅薄，奇语突兀横空而来，非苦心极思哪能到?千古一人而已。”对孟郊诗的评价还可商量，但葆贤借此而强调“作词当求独到处”，是无可非议的。在近代诗话中，《平等阁诗话》自非上乘之作，但亦不可忽视它的一些论点颇富启发意义，且已经略显现代诗学的萌芽。这些都使它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与地位。
《平等阁诗话》今有上海有正书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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