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梁启超※著。凡一百七十四则。皆论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人诗，不同一般诗话之泛论古今。第一则开宗明义说：“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所谓师友昵者，主要是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邱逢甲等人，他们都是“诗界革命”※的主将。又在第八则说：“中国积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厚今薄古，执著于当代，远视着未来，向过去挑战，敢于同当时盘踞旧诗坛的各家拟古派尖锐对立，反映是书正是以文学进化观为理论依据，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需要出发而立论的鲜明倾向，也是贯穿此著全书的文学思想和基本精神。
《饮冰室诗话》的根本主旨在鼓吹“诗界革命”。“诗界革命”的口号与主张，同“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口号与主张，是以梁启超为中坚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所要解决的文学革新的重要内容和设定的文学改良范围。此著以鼓吹“诗界革命”为中心议题，通过评诗阐述了诗歌革新的一系列主张，“以饷诗界革命军之青年”。他认为诗歌革新的根本主旨是“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强调诗歌思想内容的革新，而不主张革新传统旧体诗的形式。这一革新主张，是在总结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前康门弟子所作“新学之诗”以为诗歌革新的失败教训而提出的。那时他们：“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从释典、《新约》中“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隐晦艰涩、诘屈聱牙。梁氏强调诗歌内容的革新，亦即主张诗歌须备“新意境”。“新意境”之说，是此著论诗的核心。《饮冰室诗话》鼓吹“诗界革命”，最为推崇是黄遵宪、谭嗣同二位“新诗派”，视作“诗界革命”的旗手，认为他们的诗歌有“新意境”。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的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热烈称颂谭嗣同的“新学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此著以“新意境”论诗、评诗，作为诗歌革新的关键标帜。而其所谓的“新意境”，“新理想”，实质上是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革思想、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西方输入的进化论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等“西学”。梁氏以提倡“新意境”、“新理想”为诗歌革新的核心问题，竭力强调，却于诗歌形式的革新未予应有的重视。主张保留旧体诗的“旧风格”、“古声”，亦即主张继续旧体诗的传统体制、格调与声律。殊不知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的统，内容的革新不可避免地带动形式的革新。即其主张借鉴欧洲之新语句即新名词入诗，提倡诗歌与音乐的结合而造成音乐性，提倡诗歌的通俗以俗语入诗，提倡史诗式的宏伟规模，等等，实际上均以涉及形式的革新，只是梁氏评诗中连类而及，未加系统的阐发，并自觉意识到形式革新对内容革新的积极作用。
《饮冰室诗话》以其浓烈的现实性、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盛赞“新派诗”，鼓吹诗歌革新，对推动“诗界革命”乃至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过份追求政治宣传的功利主义，忽视了不应忽视的诗歌艺术形式的品评，并把诗歌形式方面的革新提到应有的地位，系统地从根本上阐明革新主张。以至在诗歌革新理论上和创作实线上，“诗界革命”最终不能摆脱旧诗体僵化形式的束缚，真正完成诗体解放与诗歌革新的使命。但就此著来说，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当时，也使同时的其他一切诗话之作，显得大为逊色。
《饮冰室诗话》最初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三十三年(1907)的《新民丛报》上连载，凡二百零四则。广智书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录《饮冰室诗话》仅止该年初。中华书局民国十四年(1925)版《饮冰室文集》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版《饮冰室合集》皆录《饮冰室诗话》，只辑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凡一百七十四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本《饮冰室诗话》，即以上述两个本子为据，收录一百七十四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本《饮冰室诗话》，也仅收录一百七十四条。其实，《新民丛报》后二年，《饮冰室诗话》连载间断后又续登，尚有三十则，为上述各种版本所未收。今有人辑出，刊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七辑。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