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高旭※著。凡八则，皆论诗、评诗语。宣统二年(1910)刊于《南社丛刻》第1集，原对“我南社诸子”商榷诗歌创作与评论的若干主张和意见，篇幅虽小，却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初创时期的诗论主张。高旭论诗主张，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和发扬国粹的复古思想相结合的近代特色。当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认为，反清则必定复古，为保存中华国粹；复古即所以反清，以光复汉制。高旭诗论主张亦即贯穿这种反清革命思潮。
高旭论诗高举反封建、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旗帜，说：“小叙曰‘发乎情止乎礼义’，《纪》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然‘发乎情”者，非如昔时之个人私情而己。所谓‘止乎礼义’者，亦指其大者远者而言。如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若此者，正合‘温柔敦厚’之旨。”对旧时代的封建伦理与传统的儒家“诗教”，从根本上作出反叛的解释，以标举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南社诗歌创作的根本宗旨。故又十分赞赏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之说，以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按：黄遵宪字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仑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但亦以为“新派诗”须仍用旧形式：“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仍赞同梁启超“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界革命”主张。由此即主张“作诗不可不学古人，亦不可太学古人”，“诗文贵乎复古”。而“今之作者有二弊：其一病在背古，其一病在泥古，要之二者均无当也。苟能深得古人之意境神髓，虽以至新之词采点缀之，亦不为背古，谓之真能复古可也。故诗界革命者，乃复古之美称。”他的“所谓复古者，在乎神似，不在乎形似”，“虽学杜(甫)而仍有己之本色、己之气概，若并此无之，则即为伪诗人而已。”他鄙薄那些食古不化者的一味泥古，“若明李沧溟、李空同之号为复古，不过拾曹、刘之唾，铺李、杜之糟而已”，“此乃诗道之大厄”。可见，高旭之“复古”，“学古”，是继承传统而有所发明之意，即认为“诗之为道，不特自矜风雅而已”，而须留心“国事日亟”，“鼓吹政治活动”，故为诗“所引之物，各因其时，不相假借”，一味拟古，亦不“可专考于其辞而决之”，“决之于诗人之心而已”；这样，诗人可以“目到意随，意到笔随”，写出“有己之本色”的诗来。他又强调学习西方诗人，“若西国则布龙(今译柏拉图)、苏克斯比(今译莎士比亚)、弥尔登(今译弥尔顿)诸人，称之为世界大诗人者”可为师法。亦可“规仿文辞最简单之东籍(指日本)单词片语”。总之，如梁启超之主张输入西方的新意境、新理想、新语句，为“诗界革命”之用。至论诗法，认为“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怀抱”的诗，有真性情，有寄托寓意，才是耐人寻味之作，“必如是而后为不妄作，否则味同嚼蜡”。又说：“作诗用书卷则深厚，不用则单薄。然不善用书卷者，反致意为词累。如王荆公诗，纯用白描，不使典故，弥沉遒劲清真，可知文学不专以富丽为工矣”对黄山谷的律诗，不以为然，“有时失之生涩，少自然天趣，不若杜牧之豪宕流转，其气势更为浩然沛然也。然余谓既称为律，终究以音节和谐风调圆美为上乘，若以奇险争胜，去律字之旨远矣。”高旭论古人诗，于诗、骚、汉魏古诗外，推崇唐人，尤其尊杜，谓“宋、明以来，学杜者众矣，然多得其皮骨，能得杜之神髓者，六人而已，退之、义山、子瞻、鲁直、半山、放翁是也。”
《愿无尽斋诗话》系时代之产物，所本乃南社的宗旨，即所谓“操南音不忘其本”。以文学为反清革命的武器；故强调诗歌创作鼓吹人权、民主、独立。又因此而主张“诗界革命”，提倡“新意境”“新理想”，并由此而提出“学古”与“师夷”即学习西方诗人的意境与语句合一。高旭诗论主张，可看作早期南社青年歌手的一般文学倾向。
《愿无尽斋诗话》仅发表于《南社丛刻》第1集，无单行本，亦未收入高旭《天梅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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