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钟嵘※用以表述诗歌特殊艺术效果的一个重要概念。借“味”来谈文字，并非始于钟嵘。晋代陆机在《文赋》中就已讲到：“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略早于钟嵘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言“味”，如《情采》讲“繁采寡情，味之必厌。”《隐秀》讲：“深文隐味，余味曲包。”《物色》讲：“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然而直到钟嵘，才开始比较自觉地将“滋味”视为了诗歌的基本审美特征。《诗品》的序言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里所言的“滋味”，大体上是形容诗歌深远悠长的艺术效果。一方面，钟嵘对“滋味”极为重视，有无“滋味”，是他衡量诗歌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另一方面，钟嵘更具体地阐发了诗歌“滋味”生成的必要条件。他认为，诗歌要有“滋味”，首先应“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做到真挚情感与鲜明形象的有机统一；而晋代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既无情感又乏形象，当然“淡乎寡味”。他强调，诗歌要有“滋味”，还必须“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也就是说，必须恰当运用“兴”、“比”、“赋”的艺术表现方式，并将情真气直、刚健遒劲的内涵与华美生动的形式结合起来。钟嵘所倡导的“滋味”说，在诗论史上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后人多承其旨。主张诗歌作品应具备令人咀嚼不尽的“余味”。特别是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诗要有“味外之旨”，将诗“味”与诗歌意境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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