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钟嵘※对“兴”、“比”、“赋”三种诗歌艺术表现方式的概括。汉儒曾将“风”、“赋”、“比”、“兴”、“雅”、“颂”合称为“六义”，并集中从教化、美剌的角度予以诠释。钟嵘突破了汉儒的樊篱，在《诗品》※的序言中讲：“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钟嵘对“三义”的论述，以对诗歌创作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基础，富于创见。首先，钟嵘把原先“赋”、“比”、“兴”的次序，颠倒为“兴”、“比”、“赋”，体现了对“兴”的高度重视。其次，钟嵘解释“三义”，均着眼于诗歌的艺术表现，并分别注入了新义。他讲“兴”，突出了意在言外的特殊效果，从中可以看到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启示。他讲“比”、“赋”，则强调以刻画物象来表情达意，敏锐地总结了诗歌借景抒情的现实创作经验。再次，钟嵘认识到“三义”各有局限，因此提出要“酌而用之”，也就是要依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使其相互补充。最后，钟嵘将“三义”的综合运用，视为是诗“味”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强化诗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途径。这些见解主张，在文艺思想史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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