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钟嵘※用以概括诗歌创作中应用经典故实倾向的概念。钟嵘在《诗品》的序言中谈到：“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钟嵘反对“用事”，是与他对诗歌“吟咏情性”本质特征的认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诗歌既然以抒情为本，就应取“直寻”※的方式，抓住感发情怀的自然景物，直书所见，融情于景；假如一味“用事”，只会窒息真情，使诗歌丧失自身的特性，混同于“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一类的应用文章。同时，钟嵘反对“用事”，也是与他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相一致的。他强调，诗歌创作只有出于“自然”，方能得其“真美”；而堆砌典故，实际是在卖弄学问，必然有伤“自然英旨”※。钟嵘对“用事”流俗的激烈抨击，在当时有着现实针对性。一如他所指出的：“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这种竞相“用事”致使诗歌“殆同书抄”的风气，显然，对诗歌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诚然，钟嵘一概否定诗歌“用事”，似乎过于绝对，但其出发点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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