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各有宜其体，是宋人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出的诗学观点。其中心涵义是，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材性，不同的材性有相适合的不同诗体。《中山诗话》说：“张籍乐府词，清丽深婉，五言律诗亦平淡可爱，至七言诗，则质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强饰。文昌有《谢裴司空马》诗曰：‘乍离华厩移蹄涩，初到贫家举眼怍。’此马即是一迟疑多惊者，诗词微而显，亦少其比。”刘攽举张籍为例，说明与张籍才性相宜的是乐府诗和五言诗。至于七言，则非其才性所长。同样的命题，吴可※在《藏海诗话》※中也重复说：“有大才，作小诗辄不工，退之是也。子苍然之，刘禹锡、柳子厚小诗极妙。子美不甚留意绝句。子苍亦然之。子苍云：‘绝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若山谷《蟹》诗，用与虎争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当入诗中。如虎争诗语亦怒张，乏风流蕴藉之气。“南窗读书声吾伊”，诗亦不佳，皆不如《羊》诗蕴藉也。’”吴可举韩愈、刘禹锡、柳宗元、黄庭坚等人为例，进一步从诗歌大小长短、容量等方面说明，不同才性的人，适合于不同大小，长短和不同容量的感情载体。大才写小诗，小才写大诗，都会碰到麻烦，这就是韩愈作小诗不工，杜甫不甚留意绝句的原因。刘攽和吴可材各有宜的说法，当肇源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典论·论文》道次阐述不同材性的人善长不同的体裁，《典论·论文》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魏晋以后，才性说空前发展，至刘勰《文心雕龙》专说“才性”篇，论述不同作家，不同才性和所适合体裁及风格间的关系：“然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曹丕、刘勰是说才性不同，其所擅长的诗、赋、文乃至章表书记各种文体也不同。刘攽、吴可以此专门论诗，把诗分成乐府、五言、七言、绝句等体式，专论诗人才性不同与这些体式的关系。因此，虽不能说，刘攽、吴可的诗歌才性说对曹不、刘勰的理论有什么新的拓展，但是，不该否认的是：他们在诗歌体裁分类方面，却有着曹、刘同时代局限而不可能见到的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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