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艳丽，但不害其为正，这是宋代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提出的诗学观点。吴处厚的意思是：做人与写文章应当分开，文章写得艳丽，并不妨碍作者做一个正人君子。《青箱杂记》说：“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吴处厚也许从皮日休的话里得到某种启发，正如唐代名相宋璟为人端严方正与诗赋清便富艳十分不协调，但又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一样，吴处厚在宋朝的正人端士中，也找到与宋璟一样为人端方而文词华艳的例子。于是发而为此论。
事实上，把人品与诗品，做人与作文分开的文艺思想、在梁代就有人正式提出来。梁朝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里告诫他的儿子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必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这里的放荡，与《汉书·东方朔传》的“指意放荡，颇复诙谐”以及刘伶的“肆意放荡”是同一个意思，指的是文学创作中的运用词藻和驰骋想象。萧纲的意思，希望儿子在生活中做一个正直谨慎的正人君子，在文学创作上则不妨驰骋想象，词采富艳。同样的观念和理论，萧纲在五百年前就认识了，吴处厚在五百年以后，才从皮日休的启发和现实的观察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又，萧纲提出的是整体的观念，而吴处厚仅指出了事物外在的现象，这就使人颇为惶惑：为什么诗学历程经过唐代，已奏出辉煌的高潮，它这方面的观念理论却仍无进展?是宋代诗话的落后?还是齐梁理论的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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