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逾实，是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提出的诗学主张。这一主张的内涵是，诗歌创作，不当违反生活真实。其《梦溪笔谈》评论说：“司马相如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东注震泽?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文章不当违反生活真实，沈括首举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多少也暗示了这一理论命题，来源于西晋辞赋的论争。晋人左思作《三都赋》，批评了司马相如、杨雄和班固赋藻饰过甚，虚而无征的弊病，他说：“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沈括的批评，与左思如出一辙，当是受其影响，只不过沈括用来评论诗歌，又加以发展。左思对司马相如等人的批评，包含了部分真理，但他纠偏的创作实际，却把他的《三都赋》写成等同于地理志、风俗志和识字的类书，混淆了诗赋创作和学术论文之间的区别。继承左思赋论而论诗的沈括同样具有这种危险。
事实上，“真实”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真实，另一种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必须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就脱离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就虚诞不可信这点上，沈括的批评是正确的，从这方面看，甚至白居易《长恨歌》的“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也属细节失实。但是，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艺术作品允许想象和夸张、要求高于生活，就这点说，沈括似乎又不太理解。因此责备杜甫的《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混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生活真实代替艺术真实，故此论常为后世所讥。如王楙的《野客丛书》就讥笑沈括“以九章算法”言诗，而不懂杜诗的真髓。
就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佳句不当碍理、诗歌不当违反生活真实的问题，是宋人诗话中的一个热点，除沈括外，刘斧的《翰府名谈》也论述这一问题，他强调佳句不当碍理说：“士子以诗投献，难得佳句。方谔有《上广州太守》诗曰：‘鳄去恶溪韩吏部，珠还合浦孟尝君。’虽善用故事，议者未许。《赠邑全诗》云：‘琴弹永日得古意，印锁经秋生藓痕。’句虽佳，但印上不是生藓处，不若‘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花村’意清句雅。”孔平仲的《孔氏杂说》也强调，诗不当违反生活真实，孔平仲说：“欧阳永叔称梅圣俞《河豚》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以为豚食柳絮而肥，圣俞破题便说尽河豚好处。乃永叔褒赏之辞，实不尔也 此鱼盛于二月，柳絮时鱼已过矣。”一谓句虽佳，但印上不是生藓处，一谓柳絮、河豚不同时，柳絮时鱼已过，皆有违生活真实，都表明了与沈括共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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