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作诗人，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提出的诗学观点。由苏辙孙苏籀载于其所辑《栾城先生遗言》※中。《栾城先生遗言》说；“公曰：读书须学为文，余事作诗人耳。”比起他的哥哥苏轼来，苏辙更显得循规蹈矩，更恪守孔子和《毛诗大序》以来的儒家诗教。苏轼教他的儿子做人，更教他们如何做诗。苏辙教他的儿子作诗，更教他们如何做人。苏辙曾著《诗病五事》，专以“义理”为归，以“孔子一以贯之者”的卫士自居，从《栾城先生遗言》中可以看出：苏辙一直在教训他的后代，不必专务词章，不必斤斤计较于词采，而是致力于“义理”，如果有余力，则为诗。
有余力，则为诗，即“余事作诗人”，是孔子规定的儒家诗教的核心之一。《论语·学而》篇记载孔子的话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的意思是：做人应该把道德放在首位，在确保德行第一的情况下，如果有余力，则可以进行文化学术的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孔子这里的“学文”，与苏辙的“学为文”涵义是不同的。苏辙的“学为文”，有学习道德文章的意思，后面的“诗”，才指文学。苏辙的话，是嗣承孔子《论语·学而》篇而来的。由于把“作诗人”和道德文章进行比较，中国封建士大夫往往选择后者作为自己的人生出处，除非迫不得已才做诗人。因此，大凡做了诗人的人也不甘心在道德文章上的失败，总强调自己是“余事作诗人”，表明自己作诗人既非“有心”，更非“本色”。这样一来，苏辙以后的诗人，不少人都借用苏辙这句话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就使苏辙的“余事作诗人”比一般诗学术语和命题得到更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宋代的辛弃疾、陆游以后，代不乏其人，直至晚清时期，作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中，群推为大家”(梁启超语)的黄遵宪，也口口声声自称“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支离》)郭沫若序鲁迅先生集云：“先生无心作诗人，然每有所作，皆臻绝唱。”则又在黄遵宪下，迄于现世，可其见说影响之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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