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源流　考正变的意思-诗句大全

寻源流　考正变

推寻诗歌源流，考察诗风正变，是明许学夷※《诗源辨体》※中提出的诗学主张。这一主张要求论诗者先要认识诗歌，而认识诗歌的前提是必须推导其源流，考察其正变。《诗源辨体》说：“诗自《三百篇》以迄于唐，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也。学者审其源流，识其正变，始可与言诗矣。古今说诗者无虑数百家，然实悟者少，疑似者多。”而前人这方面的工作又做得不尽如人意。因此，他“博访古今作者凡若干人，诗凡数千卷，搜阅探讨，后四十年，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此后，他又增补了二卷，专论宋诗、元诗和明诗之变，规模之宏大，所涉诗人数之众，所论作品之多，均突过前人，不仅构成《诗源辨体》的特色，且在中国诗话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

以“推寻源流”、“考其正变”论诗，是诗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大突破。以此论诗，不仅可以分清源流，考察诗歌史的发展，且在具体论述时，又是一种历史批评的方法，表明了文论家眼光的敏锐，思考的深湛和历史感的加强，这是应该大为肯定。在中国文论史和诗歌评论史上，寻源流，考正变的滥觞当发端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在写历史，又在写文学，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把文学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去观照，于是就产生了文学史。《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尽管沈约的推导和考察也许过于简单，但是，由他固定下来的文体(包括体制和风格)“变”的思想，特别他所追寻到《风》、《骚》——《诗经》和《楚辞》为飚流所始的源头，却奠定了所有寻源溯流者共同信奉的圭臬。不满沈约声律论的钟嵘，似乎发觉了这种推寻源流的文学批评价值，于是在《诗品》中把它扩展成贯穿整个《诗品》的重要的批评方法论。《诗品》评汉魏迄齐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所有上品诗人和大多数中品诗人第一句就是“其源出于某某”或“祖袭某某”，为溯该诗人之源流，弄得名声压倒了沈约，以致不少人以为这种方法是钟嵘发明的。连章学诚《文史通义》也极赏钟嵘这种“深从六艺溯流别”的方法。纪的的《四库提要》说亦类同。其实，钟嵘把所有诗人的源流都归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系，而《国风》、《小雅》同属《诗经》，亦即《诗经》、《楚辞》二系，也还是沈约“同祖《风骚》”之意。比钟嵘略早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宗经》、《辨骚》作为“文之枢纽”，称“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又《序志》篇自谓其论文体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足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比钟嵘略晚的萧子显，其《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文学)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把当时的诗歌，也分为三体，分别出于谢灵运、傅咸、应璩和鲍照之遗烈，都是对推寻源流和考其正变的发展。

越过唐、宋、元至明，为探索诗歌的发展之路，推寻源流和考察正变的方法再度兴盛。高棅的《唐诗品汇》，即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之目，但这种分类似乎过于繁琐，名实也难惬当，难以使人满意，故许学夷称之为“序正变而屡淆”，这使他下决定，以推寻源流，考其正变为自己诗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把书名定为《诗源辨体》。许氏接受了胡应麟“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诗歌发展观，参酌了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时代格调”说，推衍扩展，论述从《诗经》至当代的诗歌流变。他把变分为“正变”与“大变”两种，“正变”指不离正宗的局部变化；“大变”指完全自出一格，脱离正宗的新变：“律诗由盛唐变至钱、刘，由钱、刘变至柳宗元、许浑、韦庄、郑谷、李山甫、罗隐，皆自一源流出，体虽渐降，而调实相承，故为正变。古诗若元和诸子则寓怪于奇，其派各出，而不与李、杜、高、岑诸子同源，故为大变”。以大变的眼光看宋诗，许学夷认为：“宋人五七言古出于乐天者为多，其构设奇巧，快心露骨，实为大变，而高才之士每多好之者，盖以其纵恣变幻。机趣灵活，得以肆意自骋耳。”又说：“宋主变，不主正，古诗歌行滑稽议论是其所长，其变无穷，凌跨一代，正在于此。或欲以论唐诗者论宋，正犹求中庸之言于释、老，未可与语释，老也”。尽管许学夷还不能完全摆脱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和胡应麟的影响，其所述诗歌源流变化也是齐梁以来的老题目，但是，推衍扩展，变本加厉，且具有沈约、钟嵘、刘勰等人不可能具有的历史空间，尤以上述随时代，诗体变化，评论鉴赏标准亦当随之变化的论述，遂使《诗源辨体》在明人众多的诗评里独自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