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死而情活，是明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里提出的诗学观点。这就是说，在诗学要素中，诗人的胸臆、情感是第一位的，是全诗话的灵魂，而“意”却是人为的，是拘于形迹的东西。《诗镜总论》说：“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神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又说：“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二言足以尽诗道矣”。把诗道理解成“情”、“韵”二字，特别是重视“情”的作用，把它摆在诗歌的首位作为诗歌的灵魂，认为“意”是人为的死的东西，是苦摹而出的附加成份，故主情而不主意，主韵而不主法。这种诗学主张，与前后七子重意重法，把情放在从属或并立地位的理论，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其用语之崭绝，感情之强烈，现出了逼人的批判锋芒。前后七子标举“诗必盛唐”，陆时雍却认为，唐代五言古诗有八方面不如汉代古诗，晋宋齐梁的五言绝句也胜过唐人，他说：“晋人五言绝，愈俚愈趣，愈浅愈深。齐、梁人得久，愈藻愈真，愈华愈洁。此皆神情妙会，行乎其向；唐人苦意索索，去之愈远”。谓唐诗不如《诗经》、汉五言古和齐梁绝句，所用标尺，皆情、韵、意、法四字。他还措辞强硬地批评杜甫“觉几回不得自在”，批评柳宗元“多直而寡委”，批评张籍、王建“言之尽，意之丑，韵之庳。”大多数都说过了头，未免矫枉过正。
晚明诗歌思潮，公安三袁，竟陵钟惺、谭元春等人高倡诗歌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彻底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一时风靡天下，倾动诗坛。仅从陆时雍《诗镜》实模仿钟惺、谭元春《诗归》而作，即可知：陆氏所执仗的，当为公安、竟陵派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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