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流派。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的并称，而以李、何为首。
在哲学上，他们受当时王阳明“心学”的影响，认为“心”繁衍的产物，而“天下百虑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李梦阳《空同集五十八》)在政治上，他们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进行斗争。李梦阳曾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岭，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谨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何景明也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刘谨而被罢官。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提出：(一)“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他们使人知道，在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秀的古代文学，提倡读古书，增长知识学问，开扩心胸眼界。这对打击台阁体的“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二)摹拟形式为主。他们认为秦、汉的文，盛唐的诗，虽是各家风格不同，光彩自异，但他们都有一种方法，后人应该遵守此种办法，好像学字临帖一般，一字一句地摹拟下去，才可得古人的神髓，而成名家。
前七子的理论被当时许多文人所接受，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学上的复古运动，一时起了很大影响。这自有其背景的：(一)是台阁体的空洞无物，并为一般人所厌弃。(二)是当时读书人潜力于八股，心中除几篇时文范本以外，就只捧四书、五经，不识其它著作。李、何氏想挽救当日文坛的浅陋，倡言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一新人士之耳目。这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的，使人注意学习情文并茂的汉魏、盛唐的诗歌，对消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廓清萎靡不振的诗风，有一定的功绩，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只是在句摹字拟上下功夫，走上了盲目尊古道路。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必然走上了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的道路。但他们毕竟是关心现实的，因此也写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李梦阳、何景明都写过《玄明宫行》诗，揭露了刘谨穷奢极欲的罪恶。又如李梦阳的《朝饮马送陈子出塞》、《屯田》、《离愤》、《秋望》，何景明的《岁晏行》、《津市打鱼歌》、《官仓行》、《答望之》等，或抚时感事，或托物抒情，顿挫纵横，笔力劲健。
前七子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思想指导下，在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上彼此存在着某些分歧。李梦阳的拟古，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要“刻意古范”，“独守尺寸”；而何景明则主张拟古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应该做到“达岸舍筏，以有求似”，最终不露模拟的痕迹，但都没有达到以复古求创新的高度。
前七子力倡复古，反对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震惊当时文坛；又加上他们宗派门徒互相标榜，推波助澜，影响甚大。弘治以来明人汇刻的《唐百家诗》(朱警辑刻)，《唐十二家诗》(张逊业辑刻)，《唐诗二十六家》(黄贯曾辑)等选本，大多只收中唐以前的诗歌，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前七子又是后七子的前导，使文学复古运动在明代长达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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