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流派。明嘉靖、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的并称，而以李、王为首。
他们继承前七子拟古主张，相互标榜，声势很盛。他们亦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如李攀龙说：“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王世贞也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对诗歌则认为：“夫近体诗为律。夫律法也，法家严而寡恩。又于乐亦为律，律亦乐法也，其翕纯皦绎，秩然而不可乱也。是故推盛唐。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
但是，他们与前七子略有不同，如谢榛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主张通过模拟古人自成一家，在学习古人时，要“夺神气”，“求声调”，“裒精华”。应该说其见解是对前七子主张的一个发展。其作品虽气魄稍弱，然笔力精细，律诗、绝句尤为擅长，又如宗臣诗学李白，虽气格虚弱，时流浅俗，但散文《报刘一丈书》对于严嵩专权时期，那些诌媚逢迎，龌龊卑鄙的官场丑态，写得淋漓尽致而富有讽刺性，是明代散文中少见的佳作。
后七子活跃在文坛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彼此也有不少差异，而且有所发展变化。刚结诗社时，谢榛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诗论也并不过拘泥。待李攀龙名声大振后，复古的理论走向极端，“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要求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李攀龙殁，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
后七子主要成就表现在近体诗方面。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模拟之病，力气不足。
后七子复古运动，曾遭到“公安派”、“竟陵派”的攻击，后期尚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见解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诗人陈子龙还盛称后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人朱彝尊、毛奇龄的诗论多承后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亦受其影响不小。乃至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还偏袒七子，论诗亦与七子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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