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叶燮※论述形象思维过程的命题。其《原诗》※以“理、事、情”※概括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材料。但把这些东西写入诗中时，必须运用形象思维：“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经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一方面，“理、事、情”来源于生活；一方面，三者入诗时必须经过艺术加工处理，通过“幽渺”、“想象”、“惝恍”即形象性、想象性、模糊性等形象思维的各种艺术方法，使生活中的“理、事、情”成为艺术中的“理、事、情”，后者比前者更高、更美、更典型，从而构成诗歌的奇妙意境，达到“理至事至情至”的高度。那种不懂艺术的实言实解“理、事、情”，即是“俗儒”所为。关于形象思维，前人也有过论述，陆机《文赋》中“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之论，刘勰《文心雕龙》中“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之论，都已谈到。但叶燮之论更为全面、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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