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说”是清代诗论家王士禛※诗论的精髓。古人明言“神韵”一词是最早见于画论而后延及诗论的。南齐谢赫《古画品录第二品》评顾骏之曰：“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右过往哲。”首先拈出了具有美学意义的“神韵”二字，开后世以“神韵”论文艺之先声。在王士禛神韵说诗论中不难发现这类画论的蛛丝马迹。而南宋画派论“气韵”、“神韵”，即“以最省略的笔墨获取最深远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与王士禛神韵说亦是相通的。然而，王士禛毕竟是诗人和诗论家，神韵说还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的神韵派诗论。首先以“韵”论诗的当推北宋范温。范温曰：“有余意之谓韵”，“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潜溪诗眼》佚文，引自钱钟书《管锥编》)。明人胡应麟※《诗薮》、※陆时雍※《诗镜总论》※亦提及“神韵”。渔洋则明确表白云：“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渔洋诗话》※)《三昧集序》述之更详：“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于二家之言，别有心会。”可见，王士禛神韵说主要汲取了前人“唯在兴趣”、“无迹可求”、“不可凑泊”、“味在酸咸之外”等诗歌创作艺术中具有规律性的内容作为其诗论核心。
王士禛“明著”“神韵”一词始于任扬州推官时(二十九岁之前)，他为课其子曾选唐五七言近体诗名为《神韵集》(已佚)，直到晚年选《唐贤三昧集》、作《池北偶谈》借引孔文谷“神韵”之语以论诗，论旨始终未渝。王氏标举神韵说一是为了“矫明模拟之风”，二是“发大音希声”矫宋诗“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寝以佶屈”之“淫哇恶习”(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渔洋语)。王士禛的神韵说实质上是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诗歌创作与欣赏的一种完整的要求或主张。具体地说，渔洋揭橥的神韵说，是要求诗歌艺术应以简炼的笔触、含蓄的意境，采取平淡、清远的风格，抒发主观内心的性情(咏物诗则还要刻画出事物之风神)，从而使读者从中体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深意和美感，而这种诗歌的创作又宜以诗人性情的“兴会神到”、天然入妙以及一定的学问根柢为前提。这是一个较完整的互相联系的神韵说理论体系。王士禛神韵说强调诗歌创作笔墨的精炼与意境的含蓄，旨在免于诗歌的内容流为空洞肤廓及形象的粘皮滞骨。他称赞盛唐诸公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蚕尾续文》)，正道出了神韵说的这个要点。王士禛特别赞同司空图《诗品·含蓄》中的著名论点：“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把它承继下来并加以发挥，补充进新的内容，明确指出：“此性情之说也”(《师友诗传录》※)。这不仅把看似玄虚的八个字予以落实，更透露出王士禛神韵说的精髓，即诗歌的精炼、含蓄乃在于体现诗人之性情。其次，渔洋的神韵说要求描写客观事物时尽量表现出它的风神，即传神。这个观点主要体现在对咏物诗的品评上。渔洋神韵说的推崇者张宗柟看出此中消息，曰：“神韵二字尤咏物家三昧。”(《带经堂诗话》※卷十二)王士禛则曰：“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黏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他回答人问“格与韵之别”，道：“格谓品格，韵谓风神。”(《师友诗话续录》※)都强调写出事物之神情风致。精炼、含蓄的特点并非神韵诗所独有，王士禛神韵说乃特指以清远、平淡的艺术风格构成含蓄意境，抒写性情。他说：“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带经堂诗话》卷六)可见其“神韵”或“风调”是与“豪健”、“雄浑”的风格相对的。他于《鬲津草堂集序》中更宣称：“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而其“冲淡”、“自然”、“清奇”“是三者品之最上”，可见他于诗的艺术风格是奉“冲淡”、“清奇”为圭臬的。(“自然”不属风格论，后另述)。《池北偶谈》中王渔洋又赞赏明诗中“古澹一派”的“清音”，并借用汾阳孔文谷一段诗论：“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总其妙在神韵矣”，以证明“清远”的风格才有“神韵”。王士禛的神韵说还十分重视诗人创作时的感情契机、思维状态，认为只有以“兴会神到”※(《池北偶谈》)为创作前提，才能产生神韵诗。其中涉及到创作灵感及诗歌意象的主观性等问题。“兴会神到”实质是诗人情感兴致的爆发，是创作的有效契机，是形象思维极为活跃的阶段。兴会或灵感乃是在某一特定环境或气氛中有所触发而生的。王士禛亦指出：“兴会发以性情”，深刻地察觉了性情与兴会的因果关系。神韵之作由“兴会神到”而来，其创作过程是自然天成，《渔洋诗话》※云：“律句有神韵天然，不可凑泊者”；渔洋标举王、孟诗派之作有神韵这是一个着眼点，因此他也推崇《二十四诗品》中《自然》一品为“最上”。“自然”是“兴会”即“不以力构”，“自然”也是功力纯熟的表现，若轮扁斫轮，庖丁解牛，举重若轻而无斧凿之痕。但是，王士禛的神韵说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局限性：一、他虽强调创作时的“兴会神到”，但并不重视诗人创作源泉的问题。二、他理论上片面推崇“冲淡”“清奇”的艺术风格(按：其创作则不乏雄健豪放者)，而且又往往与其“极喜之”的“禅悦之趣”(《居易录》)挂钩，欣赏以禅义入诗而可“妙语”。三、王士禛对于杜甫、白居易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都带有偏见。其提倡神韵说从政治目的上看，有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作用。因为其神韵说于诗内容偏重空灵，后有翁方纲※肌理说※予以补救；于诗风格偏于冲淡，又有沈德潜※格调说※倡言宏壮给纠编；更有马位※《秋窗随笔》※、吴骞※《拜经堂诗话》※、顾嗣立※《寒厅诗话》※等继承发扬其论诗主神韵的观点，可以说自清初至清末神韵说不绝如缕，未曾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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