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士禛※讨论诗歌创作条件的释语，见于《渔洋文》，张宗柟编入《带经堂诗话》※卷三“真诀类”。原文：“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于斯二者兼之，又斡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这一段议论与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一段议论近似：“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正如作者自己所解释的，根柢就是以学问为基础的，兴会则发于性情，但这一性情与性灵派所言有不同处，它偏重于个人的感发与妙悟，是诗作者才气的表现。在《师友诗传录》※中，王士禛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又说：“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王士禛虽认为根柢与兴会“二者率不可得兼”，但又主张“于斯二者兼之”，以“大放厥词，自名一家”，这与唐代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论就有了相通之处。这一段根柢与兴会的议论可视为王士禛神韵说※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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