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说”是对清代诗论家沈德潜※诗论中形式主义观点的概括。“格”、“调”作为古代诗论术语殆见于唐代，如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论文章》：“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其“格”是指诗意。“律”指声律，“调”则指风格，兼具诗的内容与形式。皎然※《诗式》※有“得其格”、“宏其调”之语，“格”、“调”均近于风格。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标举“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其中“格力”指风格，而“体制”倒迹近格调说的“格”，“音节”则近于“调”。明人论诗多标举“格调”。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先云“眼主格、耳主声”，继则云“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格调”，则“格”指诗的格式而可见，“调”即“声”指诗的声调而可听，已都属于诗的形式因素。前七子之首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云：“高古者格，宛亮者调”，并以“格古”、“调逸”视为诗之“七难”之二难即两种基本要素。其涵义与李东阳一致。前七子“诗必盛唐”，由于重格调，连及而推崇其“格力雄壮”(《沧浪诗话》)的风格，故王士禛※“自王、李专言格调，清音中绝”(《池北偶谈》)。沈德潜格调说正是直接吸取明代李东阳、李梦阳重“格调”的思想，同样偏于形式且有复古倾向。沈德潜论诗并未直接采用“格调”这一概念，但其重视诗之“格调”的思想却散见于《说诗晬语》※。首先，他标举的“格调”以盛唐为圭臬，正如其门人王昶※所说：“苏州沈德潜独持格调说，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以汉魏盛唐倡于吴下。”(《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卷二)故《说诗晬语》云：“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可见沈氏以“三唐之格”为高标，非后世可及。又云：“诗不学古，谓之野体”。此“古”即指汉魏盛唐诗之格调，这与明七子复古之风正一脉相承。其次，其“格”是指不同体裁的诗特有的格法、章法、句法之类的形式因素。《说诗晬语》云：“五言古长篇，难于铺叙，铺叙有峰峦起伏，则长而不漫；短篇难于收敛，收敛中能含蕴无穷，则短而不促。又长篇必伦次整齐、起结完备，方为合格。”“合格”之“格”指“铺叙”、“起伏”、“收敛”、“伦次整齐，起结完备”之类形式技巧。又云：“长律所尚，在气局严整，属对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开阖相生，不露铺叙转折过节之处，使语排而忘其为排，斯能事矣。”“属对”、“段落”亦属“格”。要之，“一首有一首章法，……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若阙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见体裁”。这是对“格”的内涵的比较完备的说明。其“调”指声调韵律。沈德潜特别青睐于“调”，甚至超过“格”，故称：“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此“声”即调，指音调、节奏变化之“妙”。他居然认为“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置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的内容于不顾，以其妙全在于“音节”即调之形式美，显然是偏见。复次，沈德潜“格调说”为针砭王士禛之“清音”，与李梦阳一样倡导宏声大音，如称“唐玄宗‘剑阁横云峻’一篇，王右丞‘风劲角弓鸣’一篇，神完气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此律诗正体”。又称：“木玄虚云：‘浮天无岸’，杜少陵云：‘鲸鱼碧海’，韩昌黎云：‘巨刃摩天’。惜无本此定诗”。他正是欲以这种雄浑宏大的风格来规定诗歌创作。他推许明七子李梦阳亦注重其风格“雄浑悲壮”。这种风格显然适应了所谓“盛世”的需要。沈氏格调说爱到性灵派主将袁枚※的批评：他引证杨万里之言：“从来天分低拙之人，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并声称：“余深受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他论诗主性情与灵性，故轻“格律”即“格调”，认为“诗在骨不在格也”※，“骨”指性情，而且质问：“格岂有一定哉?”(上引均见《随园诗话》※)“格”乃因情而生，而不是因格生情，亦不可以格限情。翁方纲※《格调论上》则把“格调”等同于音调，视为“音之应节”，“音之成章”。他反对拘于一种格调，认为格调“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时一代所能专也”，故批评“泥执盛唐诸家以为唐格调焉”之“只有一格调而无递变递承之格调”，观点比沈氏要通达。应该指出的是，“格调说”并非沈德潜诗论的全体，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其论诗精义层出，甚至否定了“格调说”中的一些观点，并非“格调说”三字所能蔽之的。当然，“格调说”与“诗教”※观密切相关，有其封建政治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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