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年间，在理学蔓延、汉学考据盛行的时候，反映在文坛上有桐城派倡导“义理、考据、文章”的古文理论，诗坛则有翁方纲※标举“肌理”之说。翁氏把这一情况概括为：“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言志集序》)翁氏标举“肌理说”有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以主经术、学问，与袁枚※“性灵说”※分庭抗礼，并“欲因文扶树道教”(《石洲诗话》※)，这方面有着保守的倾向；其二是旨在补救王士禛※“神韵说”※之虚，同时企图从“穷形尽变”着手匡正沈德潜※“格调说”※的空泛，这些以诗学发展的眼光看尚具一定的意义。
杜甫《丽人行》云：“肌理细腻骨肉匀”，这就是翁氏诗论“肌理”一词的渊源所自。对“肌理说”他在《言志集序》提出过纲领性见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渊泉时出，察诸文理焉；金玉声振，集诸条理焉；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诸通理焉。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韩子曰：‘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杜云：‘熟精《文选》理’。人有以杜诗此句质之渔洋先生，渔洋谓理字不必深求其义。先生殆失言哉!”诗“衷诸理而已”：首先，强调“理”是诗应该遵循和体现的内容，因为“理”是民、物、事境乃至声音律度等万事万物之根本；其次，指出“理”有其表现形式，如同“渊泉时出”之有“文理”，“金玉声振”之有“条理”。要之，诗之“肌理”有两个层次：一、“肌理之理”即“义理之理”，属诗内容方面之根本；二、“肌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属诗形式方面之表现，或曰是“义理之理”的表现形式。这两个层次相辅相成，即是“肌理说”的内涵。翁氏援引杜诗“熟精《文选》理”与韩诗“雅丽理训诰”，亦旨在证明“肌理”内涵一为“文理”，一为“义理”。翁氏在《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又引证《易》语以阐发其肌理说涵义：“《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言有物”指“义理”；“言有序”指“文理”。这与桐城派“义法说”正相通。方苞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又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翁氏《韩诗“雅丽理训诰”理字说》亦论说“理”的含义曰：“风雅颂为三经，赋比兴为三纬，经与纬皆理也。理之义备矣哉!”“三经”乃“义理”，“三纬”乃“文理”，二者结合则“理之义”才完备。那么，何谓“义理”?翁氏说：“杜之言理也，盖根极于六经矣。”(《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这说明“义理”即儒家经典所包含的思想与学问。因此他强调惟有“精理内容充”，才能“真气外摩荡”。(《高要舟中与诸子论文作》)翁氏鼓吹以六经、学问为诗义理之本，当然是不足为训的。诗之根本在于生活实践，在于有真性情与诗才，否则即使学富五车亦不能写出好诗。当然，学问并不可废。诗人有深厚的学问根柢也有助于提高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但不可把六经、学问抬到不适当的地位。应该指出的是：翁氏主张“诗必研诸肌理”(《延晖阁集序》)，又体现在要求诗以质实的内容来表现义理，反对内容“空寂”。例如他赞赏诗之“文词与事境合而一之者”(同上)。所谓“事境”，一指“政事”即有关儒家政治思想及伦理道德的具体内容。二是指诗中应表现具体的物境。翁氏“事境”说可略补其以六经为根柢的“肌理说”的缺陷。可惜对此论述不够，这是其“义理”的主旨所决定的。再看何谓“文理”。翁氏在《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中说：“乐生莲裳将之扬州，予为题扇一诗曰：‘分寸量黍尺，浩荡驰古今。’盖言诗之意尽在是矣。……夫所谓‘分寸黍尺’者，肌理针线之谓也。遗山论诗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此不欲明言针线也。少陵则曰：‘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善哉乎!究言之，长言之，又何尝不明言针线与?”文中所谓“分寸量黍尺”，“肌理针线”显然指“文理”，此乃“古今”诗中所不可少的。另外，如果说“言有物”之“义理”与翁氏《诗法论》所标举的“正本探源”诗法相关，那么“言有序”之“文理”则与“穷形尽变”的诗法相连。翁氏对“文理”即“肌理”还要求“细腻”，反对粗疏。《石洲诗活》称赞“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即指文理刻画抉剔得细致。还以李白《经下邳圮桥怀张子房》等诗为例，分析其如何“入手”、“缩住”，如何蓄势、顿挫，何处用实事、用虚写等，鞭辟入里，显示其肌理“细腻”说的意义。
总之，翁方纲“肌理说”不无糟粕，但又含合理因素。它推动了学人诗派的形成，并一直影响到近代宋诗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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