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钱泳※选诗时所采用的两种方法。《履园谭诗》※云：“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诗，以诗存人者。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钱泳对选诗家惯例不以为然。他认为选诗应当有标准，这就是“可传”，只要“诗可传”，均可入选。但可传之诗，又不能一概而论，于是他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即“以诗存人”和“以人存诗”，所谓“以诗存人”是指诗“可传”，今选诗以存其人。古人论诗，又在论人，选诗是论诗之一种。兹举一例。此卷有云：唐瑀，字仙佩，常熟人。为明诸生，工歌诗，国变后遂弃去，以教授终其身。与长洲汪钝翁友善，钝翁序其诗，以为可与陆游、范成大相颉颃，然其诗集今不传。作者偶得数首，录入此卷。此即所谓”以诗存人”。这种选诗法要义在于其诗“可传”，由诗以存其人。其实，所谓“以诗存人，仍属于选诗通则。“以人存诗”则不然，它属于变例。其要义在于其诗不一定“可传”，但联系到作者其人，那么其诗显得难能可贵，故由其人可存其诗。兹举一例。此卷有云：袁枚孙寿芝，年未弱冠，稿已笋束。记其《游栖霞寺》一联云：“清静尚嫌禽作语，玲珑谁与石争能。”就这一联诗说，并非一定可传，但联系到作者是一位“未弱冠”的童子，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实属不易，故钱泳有“颇有乃祖家法”的评语。所谓“以人存诗”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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