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陈仅※论咏物诗的命题。其《竹林答问》※在回答“咏物诗以何者为贵”时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咏物诗以物为描写对象。对物的描写有形似与神似两途。形似注重于物的外在形态，而神似则要求表现出对象的神态、气韵。相对于“模形”之“死物”，形似基础上的“传神”无疑是更高层的艺术描写。但在陈仅看来，“传神”尚在其“次”，咏物诗当以“寓兴为上”。“寓”者，包含也；“兴”者，兴寄之谓。“寓兴”即是要求咏物之中包含有作者的比兴寄托。这里，陈仅实质上提出的是何者为咏物诗本旨的问题。陈仅显然认为，咏物不是终极目的，只是对象和手段。咏物诗当在对物的观照描写的过程中，传达出作者寓含于物，又超出物外的兴寄，或曰思想感情，也就是见出创作主体的“意”来。这才是咏物诗的本旨。所以他引自己评友人诗云：“诗中当有我在，即一题画，必移我以入画，方有妙题；一咏物，必因物以见成，方有侍啄“因物见我”，斯足为“寓兴为上”之要言。陈仅此论，实直接导源于“诗本性情”的根本体认，着眼于诗中“人”的存在，这对各种忽略创作中诗人主体地位的偏颇都具有启示性，其意义并不只限于咏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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