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陈仅※论诗歌评论中的三种弊病。其《竹林答问》※指出：“说诗当去三弊：曰泥，曰凿，曰碎。执典实训诂而失意象，拘格式比兴而遗性情，谓之泥。厌旧说而求新，强古人以就我，谓之凿。释乎所不足释，疑乎所不必疑，谓之碎”。“泥”即拘泥。他认为诗歌评论应从作品的“意象”、“性情”等本质出发，大处着眼，不能只执着于“典实训诂”，拘泥于“格式比兴”。它们只是构成诗歌总体意象和表现诗人性情的手段。以手段代替目的，即所谓“失意象”和“遗性情”，便是犯了拘泥细枝末节的毛病。“凿”即穿凿附会。为显示见解不凡故意标新立异，去曲意解说古人。他认为，仇兆鳌《杜诗详注》“分段辑注，多不合诗意。且尊杜太过，凡律诗失调之句，必改易平仄以迁就之”，此即“穿凿之病”。以为“宋人之论诗也凿，分门别式，混沌尽死”。忽略作品存在的客观性，一任自己的主观意图曲意牵强，必然要犯穿凿附会的毛病。“碎”即繁杂琐屑。只抓住作品不必解释、不必怀疑的无关紧要处反复申说。比如浦起龙《读杜心解》解“出郊载酸鼻”，就“载”字反复辨疏，“愈解而愈不通”，即过于琐碎，“如此说诗，岂不竟同梦呓!”陈仅所指出的说诗“三弊”确实是古今诗歌评论中普遍存在的通病，因而对纠正评论中的不良倾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由此可见，他论诗主张从作品的本质出发，大处着眼，尊重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就要求评论者能够把握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具有笼罩全局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论诗精神，无疑是精辟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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