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梁启超※在清末提倡“诗界革命”※时论述诗歌革新的中心命题。其《饮冰室诗话》※第六三则云：“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在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立论，谈论诗歌革新。其所谓“旧风格”实指我国传统诗歌在形式方面的诸因素，包括诗歌的体式、格调、声律、文辞等；梁氏认为诗歌的形式方面诸要素不必革新，一仍其旧。其所谓“新意境”、“新理想”、“新界”者，是指经革新后的诗歌的新的思想内容，也就是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需要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革学说、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他们提倡的“西学”即“新学”。他认为运用传统旧体诗的形式，以表现服务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思想内容，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这是梁氏总结了戊戌变法以前谭嗣同、夏曾佑提倡“新学之诗”而进行的诗歌革新的失败经验，才提出的诗歌革新的根本主张。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18961897)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均未实行有效的革新，仅止“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而且又仅止限于“佛、孔、耶三教之经”典语。故梁氏总结说不能“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他强调诗歌思想内容的革新，“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梁氏所倡诗歌革新之说，较之夏、谭所谓“新学之诗”之说，有所匡正与发展，把诗歌革新真正纳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的轨道。但是，其“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主张，出于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需要的功利主义，造成思想方法的片面，重内容而轻形式，因而不能收诗歌革新的真正成效。何况，其所谓“革命”，实质上只是“维新”“改良”之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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