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罗大经提出的诗学观点，同时，对白居易的“闲适诗”提出了批评。他在《鹤林玉露》中说：“古诗多矣，夫子独取三百篇，存劝戒也。吾辈所作诗，亦须有劝戒之意，庶几不为徒作。彼有绘画雕刻，无益劝戒者，固为枉费精力矣。乃若吟赏物华，流连光景，过于求适，几于诲淫教偷，则又不可之甚者矣。白乐天《对酒》诗曰：‘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喜，不开口笑是痴人。’又曰：‘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曰：‘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收泪吊人回。眼前见例君看取，且听琵琶送一杯。’自诗家言之，可谓流丽旷达，词旨俱美矣。然读之者，将必起其颓惰废放之意，而汲汲于取快乐，惜流光，则人之职分与夫古之所谓‘三不朽’者(指《左传》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将何时而可为哉!……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近时叶石林(叶梦得)谓：‘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之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相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世，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而有余也。’此论固已得之，然乐天非是不爱富贵者，特畏祸之心甚于爱富贵耳。其诗中于官职、声色事，极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恋之意。其平生可善者元稹、刘禹锡辈，亦皆逐逐声利之徒。至一闻李文饶之败，便作诗畅快之，岂非此心未忘，犹有偏党乎?慕乐天者，爱而知其疵，可也。”他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其思想意义是消极的，不能劝戒人们努力进取以求“三不朽”，其思想根源在于有畏祸之心。仰慕白居易的人，应看到白居易的这个毛病。这种看法是很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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