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谢榛提出的诗歌的重要特点。他在《四溟诗话》中说道：“诗文以气格为主。”他用“气格”一词推崇盛唐和针贬晚唐诗：“格高气畅，自是盛唐家教”；“晚唐格卑”，“工乎辞，或伤气格，而流于晚唐。”他把诗分为三等：“作诗有三等语：堂上语，堂下语，阶下语。”“凡上官临下官，动有昂然气象，开口自别。若李太白‘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堂上语也。凡下官见上官，所言殊有条理，不免局促之状。若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堂下语也。凡讼者说得颠末详尽，犹恐不能胜人。若王介甫‘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蹊手自栽’，此阶下语也。”用三等语来评定盛唐(如李太白)、中唐(如刘禹锡)和宋诗(如王安石)。他还用“气格”一词评价具体作家和作品：“子美虽为诗史，气格自高。”李白《捣衣曲》“清响殊非晋人气格”。“皮日休、陆龟蒙《馆娃宫》之作，虽吊古得体，而无浑然气格”。李梦阳《河上秋兴》二首，“气格高古，绝无雕饰语”。谢榛的“气格”说不同于李梦阳的“格调”说，“格调”说主要指音韵格律方面，谢榛说的气格既包括音韵格律，如他说：“诗法妙在平仄四声而有清浊抑扬之分”，“夫四声抑扬，不失疾徐之节，惟歌诗者能之。”又包括诗人的才思，如：“才思稍窘，但搜字以补其缺，则非浑成气格。”也包括诗人的品格，如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句“格高似梅花”。他还把兴、趣、意、理等包括在“气格”之中，如说：“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又说：“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既注意到诗歌的形式即体格和音韵，又注意到诗歌的内容即情志。可见，谢榛的气格说已经突破了李梦阳等人的格调说的框架，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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