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清人潘德舆的论诗主张。他在《养一斋诗话》中说：“‘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惧人笑其迂而不便于已之私也。虽然，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权度立，而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诗亦简而易明者矣。”“诗言志”，即诗歌要表达人的心灵世界的东西，但这种“志”多是礼教的内容。《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这句话认为《诗三百》，全部作品都符合他所宣扬的“仁”及“礼”的要求。潘德舆将“诗言志”、“思无邪”看成诗之全部能事，并把它作为衡量诗歌美丑的标准，可见他论诗是极为重视诗歌内容和“诗教”作用的。他在《诗话》中还通过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论述说：“是故古人之诗，本之于性天，养之以经籍，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他认为“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这是诗人对自己的要求，他又举例说：“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清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于五伦，皆极肫挚动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三家之中，人爱子建者希，盖古音之亡久矣。”潘德舆如此不惜篇幅，泼洒笔墨论述这个问题，显然，他论诗是以《三百篇》为根本，以儒家“诗教”为旨归的。为此要求诗人作诗要超脱一些，不可过于计较个人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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