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乔亿关于诗意与题旨相称的评价。他在《剑溪说诗》中说：“诗与题称乃佳。如《石鼓歌》三篇，韩、苏为合作，韦左司殊未尽致。《桃源行》四篇，摩诘为合作，昌黎、半山太费气力，梦得亦澄汰未精。”石鼓，周秦时之刻石。《太平寰宇记》：“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记周宣王(韦应物诗云周文王)游猎之事，其文即籀之迹。”诗与题称乃佳，具体地说，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须合石鼓之事才显得佳妙。乔亿认为，象在唐、宋人所写的三篇《石鼓歌》中，以韩愈、苏轼所写的为合法度(韩诗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苏诗见《苏轼诗集》卷三)，韦应物诗(《全唐诗》卷一九四)语尽旨薄，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唐人王维、韩愈、刘禹锡，宋人王安石等因作《桃源行》，当中以王维所作为合法度：“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一作“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一作“净”)，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至于韩愈、王安石所写，均失之于大费气度力量，而刘禹锡《桃源行》又令人觉得尘心未尽，与题旨未能做到完全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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