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胡应麟批评宋诗弊病的话。《诗薮》内编卷二载：“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事障批评苏轼、黄庭坚诗中过多引用典故，理障批评二程和邵雍等理学家好在诗中谈讲义理，因而都破坏了诗歌的艺术性。宋代理学家强调诗歌要“明义理切世用”(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用诗歌来阐明儒家的经义，宣扬儒教，致使诗歌“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刘克庄《吴恕斋诗稿跋》)，这违背了诗歌应用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忽视了诗歌的艺术特征，胡应麟批评程、邵作诗“好谈理，而为理缚”，十分中肯。苏、黄诗歌虽好用事，但他们用事而不为事使，苏诗气势开阔，纵横排闼，黄诗清新奇峭，蹊径特异，他们开拓了有宋一代诗风，正如清人吴之振等在《宋诗钞》中指出的，黄诗“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胡应麟反对在诗中过多引用典故，以致破坏诗歌的艺术性，这点应予肯定，但他批评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却是不够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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