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词人况周颐撰。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人。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精于词学，尤擅词论。著有《蕙风词》二卷，《蕙风词话》五卷，续编二卷。续编是从况氏各种杂著中辑录编成的。通行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本，收入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况氏词风细腻典雅，在清末词坛上独树一帜，与王鹏运、未孝臧、郑文焯合称为“清末四大词人”。《蕙风词话》在前人基础上系统总结了词学理论，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同为常州词派的理论纲领，代表了常州词派词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在清末颇有影响。全书最有理论价值的是第一卷，重在论述作词之法。首先，它认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其“重”表现在“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其“拙”表现在“拙不可及，融重于大于拙之中，郁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几乎?”其“大”表现在“必须有大气真力，斡运其间，非时流小惠之笔能胜任也”。提倡沉着厚重的风格，自然朴实的表现方法，寄托深远的境界。其次，提倡“真”，认为“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并对常州词派标举的“寄托”有所发挥和补充，认为不能“呆寄托”，要真实自然地表现“性情”、“性灵”。再次，提倡“意境”，认为“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并极力主张以“融景于情”、“设境意中”、“景中有情”的情景交融方式来创造意境。同时，又极力推崇“以深静为至”的词境。况氏创作理论多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提倡中和之美，温柔敦厚的风格，认为作品要“恰到好处，恰够消息，毋不及，毋太过”，因此词作理论充满了朴素的艺术辩证法因素，在心与物、物与景，内容与形式，借鉴与创新关系上辩证地论述了曲直、巧拙、厚薄、刚柔、淡浓、虚实、方圆、大小、疏密、动静等关系，力求公允、准确、全面、辩证，表现出评词论词的特点和风格。因此，《蕙风词话》在清末词坛有很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词话史上有突出地位和成就。但评词中也表现出较浓厚的封建士大夫的清高孤傲的思想，使某些评论带有偏狭性，并有忽略现实生活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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