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近人陈匪石对词的本质特点的认识。《声执》从“词曰诗余”的两种意见入手，“或谓为绪余之余”，“或谓嬴余之余”指出：“愚以为词之由来，实以歌诗加入和声为最确唐五代小令，或即五七言绝，或以五七言加减字数而成，如《苕溪渔隐丛话》所举之《瑞鹧鸪》、《小秦王》，可为明证。又所谓《小秦王》必须杂以缠声者，即加入和声之说。盖始则加字以成歌，继乃加字以足意。诗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不足则加和声而为词。词调既定又不足，而加和声而为曲，此诗词曲递嬗之迹，所谓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不足，则嗟叹之。凡以宣达胸臆，陶写性情，务尽其所蓄积，始简毕钜，自然之理。则为余于诗，而非诗之余，与胡张二氏之说，并不相悖也。”蔡氏在这条论述中从词的发展历史说明词乃诗的发展结果，同诗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他认为“词之由来，实以歌诗加入和声为最确”，肯定了诗与词的联系和各自的本质特点。就此而言，蔡氏主张词“则为余于诗，而非诗之余”，也就是说对“诗余”说的理解，他倾向于词有余于诗的观点，认为词有不同诗的特点，是对诗的不足的弥补，从而确定了词的独特作用和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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