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近人陈匪石对词的风格的认识。《声执》曰：“读昔人词评，或曰拗怒，或曰老辣，或曰清刚，或曰大力盘旋，或曰放笔为直干，皆施于屯田、清真、白石、梦窗，而非施于东坡、稼轩一派。故劲气直达，大开大阖，气之舒也。潜气内转，千回百折，气之敛也。舒敛皆气之用，绝无与于本体。如以本体论，则孟子固云至大至刚矣。然而婉约之与豪放，温厚之与苍凉，貌乃相反，从而别之曰阳刚，曰阴柔。周济且准诸风雅，分为正变，则就表著于外者言之，而仍只舒敛之别尔。苏、辛集中，固有被称为摧刚为柔者。即观龙川，何尝无和婉之作。玉田何尝无悲壮之音，忠爱缠绵，同源异委。沉郁顿挫，殊途同归。谭献曰：‘周氏所谓变，亦吾所谓正。’此言得之。故词之为物，固衷于诗教之温柔敦厚，而气实为之母，但观柳、贺、秦、周、姜、吴诸家，所以涵育其气，运行其气者即知。东坡，稼轩音响虽殊，本原则一。倘能合参，益明运用。随地而见舒敛，一身而备刚柔。半塘、彊村晚年所造，盖近于此。若喧豗放恣之所为，则暴其气者，北宫黝，孟施舍之流耳。”陈氏在这条论述中阐明了风格与气的关系。他认为，词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实质上可归为两类，一是豪放，一是婉约，两种风格由两种不同的气所决定。豪放乃为气之舒。因而为阳刚之气；婉约为气之敛，因而为阴柔之气。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气之舒敛实为互相作用，互为补充的产物，固而两者“同源异委”“殊途同归”，都是气之舒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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