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风词话》曰：“元以词曲取士，于载籍无征，唯宋时词人遭遇极盛。淳熙间，御舟过断桥，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高宗称赏良久，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也，即日予释褐(《中兴词话》)是真以词取士矣。淳熙十年八月，上奉两殿观潮浙江亭。太上喻令侍宴官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以吴琚为第一(《乾淳起居注》)。是以词试从臣，且评定甲乙矣。政和癸巳，大晟乐府告成，蔡元长荐晁次膺赴阙下，会禁中嘉莲生，进《并蒂芙蓉》词称旨，充大晟协律(《能改斋漫录》)。李邴少日作《汉宫春》，脍炙人口。时王黼为首相，忽招至东阁，开宴，延之上坐。出家姬数十人，皆绝色。酒半，群唱是词侑觞，大醉而归。数日有馆阁之命，不数年，遂入翰苑(《玉照新志》)。是皆以词得官矣。词衰于元，唯曲盛行。士夫精研宫律者有之，未闻君相之提倡。词曲取士之说，不知何据而云然也。”况氏引用宋人笔记证明宋代统治者重视词人而对“元以词曲取士”之说提出置疑。他认为词衰于元，元以曲盛行，因此通过官方提倡以词曲取士之说不可靠，也不见史录。倒是宋词人在宋代受到善待，也有因偶然机遇而受到官方推重和录用的。况氏列举了一些因词得官，因词取士之例说明了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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