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陈毅·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民歌”，诗体的一种，是民间文学的一大类。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一般是经口头流传，并不断集体加工形成的。民歌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已经出现。各个时期的民歌，都鲜明地反映当时劳动人民的理想、愿望及社会风貌，同时也打下时代的烙印，有的留下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民歌的表现手法极其丰富，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明快，声韵流畅，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从内容上分有劳动歌、生活歌、爱情歌等；从题材上分有渔歌、山歌、田歌、樵歌、牧歌等；从地区形式上分信天游、爬山调、花儿、调子、吴歌、越歌、客家山歌、闽西山歌、东北民歌等。此外，各个少数民族也有不同风格的民歌。优秀的民歌，是中华民族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的新民歌，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内容多是歌颂新生活，富有时代气息。但是，发展道路并不平坦。1958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兴起了全国性的新民歌运动，195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民歌》，全民“采风大军总动员”。仅在1958年的大半年间，正式出版民歌集800多种。《人民日报》刊登诸如“江苏省半年产生作品一千万篇”的消息，提出“文艺也要放卫星”。甘肃省规划“三年内产生一万名作家”的蓝图，有的提出“每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口号。周扬在1958年6月1日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1959年，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出版(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为狂热的新民歌运动推波助澜。新民歌运动虽有一些新意之作，但是用行政命令全民创作、出版民歌，显然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不少民歌充斥着大话、空话、假话，与“浮夸风”、“共产风”极盛的“大跃进”相呼应。有的民歌甚至是专业文人代笔的“伪民歌”，根本违背了民歌的本意。
在上世纪末，各地广泛、深入搜集、整理民歌，在各地出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均有民歌卷，这次采风扎实，成果显著。
民歌是诗歌之母。新诗人向民歌学习，运用民歌体创作新诗，出版了不少优秀作品。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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