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首创“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之说，上承前代以时代迁移论诗风变化之传统，下开将唐诗分期进行研究论述之先河。严羽以前，宋祁于《新唐书·艺文志序》中曾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此言虽已含有分期之性质，然着重指文章而言。至元代，杨士弘编选《唐音》，将入选之诗分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乃奠定唐诗分期之基础。明初高棅编《唐诗品汇》，继承严羽、杨士弘之说而又有发展，将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之后其说大行，为唐诗研究者广泛采用。因而随之有将严羽五体之说改为初唐体、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者。关于初、盛、中、晚四期之时间断限，各家说法不一。高棅以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开元至代宗大历前为盛唐，大历至宪宗元和为中唐，文宗开成之后为晚唐。其间有交错者，亦有不相连贯者。其后张之象《唐诗类苑》、施端教《唐诗韵汇》、徐增《而庵说唐诗》、徐用吾《唐诗分类评释绳尺》等虽皆遵循四唐之说，然于具体断限则言人人殊。目前较为通行之意见，以高祖武德至睿宗太极(618-712)为初唐，开元至代宗永泰(713-765)为盛唐，大历至敬宗宝历(766-826)为中唐，文宗大和至哀帝天祐(827-906)为晚唐。所谓“初唐体”，即指武德至太极期间之诗体。而严羽之所谓“诗体”，其内涵大抵有二。一指诗歌形式或格式，如四言、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绝句、杂言以及辘轳格、进退格、折腰格等；一指诗风，如建安体、黄初体、苏李体、曹刘体以及选体、玉台体等。所谓初唐体、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概就诗风而言。然唐代各阶段之诗歌其形式每带有时代特征，故于论述唐代各期诗风时，必须兼顾诗歌形式。所谓初唐体者，即严羽所谓唐初体。严羽于“唐初体”下自注云：“唐初犹袭陈、隋之体”。谓初唐犹未摆脱陈、隋绮靡诗风，则所言近是；若谓初唐完全承袭陈、隋绮靡诗风而毫无变化，则于事实不符。高棅或知严羽所言有偏颇之病，故于《唐诗品汇·序》中略加申述云：“贞观、永徽之时，虞(世南)、魏(徵)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夷希有闺帏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其间置上官仪于“四杰”之后，将陈子昂列于神龙以还人物，混苏、张之制诰为诗歌，多不符史实。然高棅看出初唐诗之变化中已孕育盛唐诗因素，此一情况非严羽“唐初犹袭陈、隋之体”一语所能概括，故有所申论，确有见地。初唐九十余年间，诗歌处于不断变化中，即同时之作家，诗风亦有差异，内容丰富多彩，后人以“初唐体”一语概括，实指此一时期之总体风貌而言。承严羽、高棅之说，论述初唐诗较细致者，当推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其言曰：“武德、贞观间，太宗及虞世南、魏徵诸公五言，声尽入律，语多绮靡，即梁、陈旧习也。”“永徽以后，王、杨、卢、骆，则承其流而渐进矣。四子才气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丽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子昂《感遇》虽仅复古，然终是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也。且其诗尚杂用律句，平韵者犹忌上尾。至如《鸳鸯篇》、《修竹篇》等，亦都古律混淆，自是六朝余弊。”“五言自王、杨、卢、骆，又进而为沈、宋二公。沈、宋才力既大，造诣始纯，故其体尽整栗，语多雄丽，而气象风格大备，为律诗正宗。”(《诗源辨体》卷一二、一三)据此，则知所谓“初唐体”者，约有如下数项特点：(一)多数诗“古律混淆”，目之为古体，则又重声律、对偶；目之为近体，则时有拗句或失粘，实为由古体向近体过渡之特殊诗体。(二)诗重藻饰，有梁、陈遗习，然由绮靡渐趋雄丽，不似旧时之纤弱。造语虽嫌凝重板滞，风韵或缺，而就整体观之，气格较为淳厚。(三)往往重客观描述，轻主观感情抒发，殊乏蕴藉之致。(四)遣词富丽典赡，令人有炫才耀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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