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盛唐体”之说，自注云：“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语焉而不详。至明高棅《唐诗品汇》始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兹后其说大行，随有初唐体、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之说。今人多以玄宗开元至代宗永泰(713-765)为盛唐，比之严羽所说，时间稍长。所谓“盛唐体”者，即指此一时期之诗风而言。开元、天宝为唐王朝之鼎盛时期，亦为唐诗空前繁荣之时期，此时之诗歌充分反映出盛唐风貌，故世称“盛唐之音”。安、史乱起，中原动荡，然肃宗至德至代宗永泰间，开、天诗人，多数健在，除少数作家外，诗风无明显变化，可视为“盛唐之音”之延续。而开元中期前后，诗风曾有变化。时人殷璠有云：“开元十五年(727)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河岳英灵集序》)殷璠以开元十五年为分界线，所论未免过于绝对，然在此前后，诗风有较大变化，则属事实。开元前期，如张说、张九龄等人，诚如胡应麟所言：“二张五言律，大概相似，于沈、宋、陈(子昂)、杜(审言)景物藻绘中，稍加以情致，剂以清空。……然气象便觉少隘，骨体便觉稍卑。”(《诗薮》内编卷四)未能完全摆脱初唐旧习，气象、风骨终嫌不足，实为自初唐至盛唐转变期之过渡人物。自兹以后，才人辈出，且各具风貌。高棅《唐诗品汇序》有云：“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適、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若从诗体而言，严羽以为当时有“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情况如此复杂，而以“盛唐体”一以概之，实乃指其大体风貌而言。殷璠选开元、天宝间诗为《河岳英灵集》，自称选诗标准为“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集论》)。评论诸家诗作时则尤为强调气骨与兴象。其评陶翰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高適云：“多胸臆语，兼多气骨”；评崔颢云：“晚节忽变常调，风骨凛然。”评孟浩然云：“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凡此均可表明殷璠已知盛唐诗不仅古近体兼备，音节优美，且内容与形式已达高度统一，《风》《骚》两大优良传统皆得进一步之发展。故近人皆以为殷璠此一论述实为对盛唐诗创作实践之高度概括。而殷璠强调之风骨、兴象兼备，自可视为“盛唐体”特征之一。又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有云：“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郭绍虞注云：“此喻‘气象浑厚’。”此亦盛唐诗之另一特色。不论崔颢、王昌龄、高適、岑参之边塞诗，抑或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之山水田园诗；不论“诗法如孙、吴”之杜甫，抑或“诗法如李广”之李白(见《沧浪诗话·诗评》)，其诗虽各具面目，然皆能一气浑成，殊罕刻削之痕。胡应麟云：“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诗薮》内编卷五)其原意虽指七律而言，然亦适用于其他诗体。故“气象浑成，神韵轩举”，乃“盛唐体”特征之二。又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有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段文字，颇招后人非议。如仅将所谓“兴趣”理解为诗味盎然，而此种诗味之获得，往往无规矩可寻，一似不着意而冲口而出，又能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境界，则此语固无可厚非。故随意创造，皆能使诗味淳厚，言有尽而意无穷，乃“盛唐体”特征之三。又开元、天宝时期，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国力强盛，对外交流空前活跃，故盛唐诗人之胸襟眼界皆较开阔，其诗作中往往有乐观、自信、向上之情绪，即使处在失意之时，依然傲岸自若，痛饮狂歌，不作秋蝉寒蛩之声。此可视为“盛唐体”特征之四。所谓“盛唐体”者，其特征大致如是。然正如许学夷申述严羽意见时所云：“初、盛、中、晚之诗，虽各不同，然亦间有初而类盛，盛而类中，中而类晚者；亦间有晚而类中，中而类盛，盛而类初者；又间有中而类初，晚而类盛者。要当论其大概耳。”(《诗源辨体》卷一四)参见初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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