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民谣出自陈鸿《东城老父传》，主人公是开元间被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昌因擅斗鸡，被召入宫中供奉，玄宗甚爱幸之，宠渥非常，时人感而作此歌谣。起二句为激愤之语，反话正说，实则反映了人们对此社会现实的愤慨与鞭苔。接下来的六句，写贾昌因斗鸡而赢得的宠遇和盖世的荣华富贵。歌谣以极为精炼的语言和近于漫画的表现手法，描述了两个颇具典型意义的情节，一是贾昌从封东岳，一是奉父柩归葬。《传》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泰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封建帝王东岳封禅，乃是夸饰其文治武功的隆重大典，而一个十三岁的斗鸡小儿却身着白罗绣衫，带着三百只大公鸡，紧随皇帝软舆之后，大摇大摆地走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之前，岂不令人啼笑皆非!贾昌的父亲贾忠，不过是一名宫廷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居然也沾了儿子的光，由地方官吏为他置办葬器丧车，征派民伕，千里迢迢护送其灵柩归葬原籍。这哪里还有什么纲纪国体?分明是一出闹剧。当然，这里所讽刺的主要对象，显然不是年仅十三岁的贾昌，而是这出闹剧的总导演唐玄宗。这首民谣表面上只是客观地叙述贾昌所受到的恩宠，而未有一字涉及当今皇上，但玄宗的骄奢淫佚、昏庸荒唐却暴露无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封建帝王的无情嘲讽和愤怒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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