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作。二诗写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是针对发生于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而发的感慨。首章责斥在事变中被宦官杀害的宰相李训志大谋疏，贻误国事；次章讽叹文宗闇弱昏愚，不能知人善任。诗中直斥篡权乱政、气焰嚣张的宦官为“凶徒”，显示其胆识过人。全诗风格沉郁顿挫，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关注之情。遣词造句多隐曲含蓄，用典较多，虽然能以最精粹的语言表达更深广的内容，但不免有晦涩之嫌。何焯以为：“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为最，笔力亦全。”(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引)并非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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