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半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王安石

这是王安石早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品。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对边境两大外患辽和西夏，始终采取忍辱求和的政策。每年向辽缴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又向西夏缴纳大量银、绢。这些负担全都落在广大人民，尤其是河北人民的头上。王安石是反对这一弊政的，所以写了此诗。

诗中反映了黄河以北的人民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句中饱含血泪，透露出作者的焦虑与沉痛。颇有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

“河北民”两句，开门见山，点明题意。“河北”指黄河以北。“二边”，指与辽国和西夏接壤的边境地区。当时宋与辽、西夏并存而敌对，按一般情况说，“生近”这一带地区的人民，自然是饱受战乱之苦，亦即“长辛苦”，但是诗中并未提及战乱这一点，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这一带人民“长辛苦”呢?

“家家”两句，指出根本原因——对外怯懦畏葸。河北之民，向来以勤劳传家，男耕女织，以期发家致富。但是勤劳所得都上交给朝廷；而朝廷又转手送给了辽和西夏，用以防御这两个国家。这里的“输”，意为上交。“官家”，指皇室。“事”，依钱钟书《宋诗选注》，为防御之意。用送敌银、绢的办法来防御敌人，岂不荒唐!但这恰恰是北宋王朝长期奉行的一项国策，那么河北之民就只好“长辛苦”了。这两句，对比中有转折，从而加强了表达效果。

“今年”两句，说出另一原因——对内凶狠强横。今年黄河以北地区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作为官府本应开仓济民，但事实上却是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的死活，把青壮年都抽调去做河工，扔下老弱妇孺不管。这里“仍”字，可见官府墨守陈规，不为人民减免赋役杂税。“催”字，状写官府逼迫民众，急如星火。对内强逼凶狠，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一项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辛苦”了。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一种叠加的气势，更突出了民与官的对比，鲜明地表达出作者的同情与憎恶。

“老小”两句，顺势拓开。这河北既无活命的希望，只好向黄河以南逃荒乞食去了。“老小相携”四字，寓有无限悲惨之意。试想，丁壮被官府抽调去做河工，剩下的只有老弱妇孺，他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并无其他人可以依靠，只能“老小相携”而行，那是何等的凄惨啊!好在听说：河南丰收，就食有望；可是当他们到达黄河以南地区时，竟发现河南的人民也在挨饿。至此河北之民，完全断绝了生计。这里前后两句，在映衬中形成开拓之势，那便是：“长辛苦”的不独河北民，河南甚至其他内地之民也是如此；“长辛苦”的原因，也不是“近边”、“大旱”，即使内地、丰年不也是照样“无食”吗?这样就使全诗的意义大为拓展。

“悲愁”两句，转而从旁烘托，极事渲染。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密布，使白日无光，天昏地暗；道旁的来往者见此惨象，也无不为之悲痛万分，神情沮丧。这二句是在叙述边民的苦难已至极点，作者惆怅难再述时，从旁渲染烘托。

“汝生”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嘲讽了北宋统治者。“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史载，贞观十五年(641)，太宗曾与大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资治通鉴》)北宋屈辱求和、积贫积弱的局面，正好与贞观年间之“二喜”形成显明的对比。这里作者说：你们没赶上贞观年间，那时斗粟数钱，又没有战争，多好啊。这与其说是对贞观之治的赞叹，是对流民的安慰，倒不如说是对时政的批判与嘲讽。

王安石作为北宋的改革家，在这首诗中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与敢于批评时政的胆识，的确令人佩服。语言也干净凝练，极为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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