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戚友金兆燕在《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诗作中曾经写道:“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这确为至理明言,如果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又有谁会在千百年后知道吴敬梓其人呢?
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一诗中,曾回忆起吴敬梓年青时代的学习生涯,说他“涉猎群经诸史函”,阅读极为广泛。而从其一生所著来看,在文学、史学、经学等领域内,都有所探索;于文学领域内,对诗、词、赋、骈文、诗论、戏曲、小说均很熟悉,并留下数量不等的作品传世。
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所记,吴敬梓曾撰有“《史汉纪疑》,未成书”,可见他对《史记》、《汉书》曾下过功夫,并意图有所著述。他又曾研究过《诗经》,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他著有“《诗说》若干卷”(王又曾说“八卷”,沈大成说“数万言”,章学诚与金和都说是“七卷”),惜未传世。对《书经》,他虽未有专门著述,但却为友人江昱所著《尚书私学》作有序文,从中亦可窥知其治经见解。吴敬梓对戏剧艺术十分爱好,又极其熟悉,曾替友人李本宣所作《玉剑缘传奇》写有序言,也透露了他对戏剧艺术的观点。吴敬梓曾在同一天,为友人徐紫芝《玉巢诗草》和汤懋坤的《石月瞿诗集》分别写有序文,这两篇用四六文写成的序言,充分显示了吴敬梓写作骈文的纯熟技巧。
吴敬梓还写有不少诗、词、赋,四十岁前的作品大多数收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据《安徽通志稿·艺文考》云:“《文木山房集》凡四卷。卷一赋四首,卷二、卷三诗百三十一首,附芜湖朱卉、江都李本宣同作七绝各一首;卷四词四十七首,乃敬梓四十前作。”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诗集》七卷。”但这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却至今未曾发现。不过,王又曾在《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曾引用其“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诗句,却不见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而且,沈大成在《全椒吴征君诗集序》中说:“今幸尽读其诗,且挂名于集中。”但现存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未见有沈大成名或字,可见在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之外,吴敬梓定当另有不少诗文,可惜今日不能尽知。1949年以来,陆续发现了吴敬梓不少诗文,1958年出版了《吴敬梓集外诗》,收辑了一些佚诗。此后仍有不断发现,至目前所知,总计在三十余篇(首)左右。
但是,吴敬梓的传世之作却不是传统的诗词歌赋,而是为正统文人卑视的小说《儒林外史》,甚至其至友程晋芳亦不理解这部作品的伟大意义,在诗中还这样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怀人诗》)吴敬梓移家南京后不久即开始创作《儒林外史》,经过长达十四、五年之久的写作、修改和补充,大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到乾隆十五年(1750)之间大体完成。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表现方面,都有显著的特色;无论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
《儒林外史》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评论。作者至友程晋芳说它“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又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卧闲草堂本评语则将上述两种见解同时并举:一方面指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另一方面又认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此后,胡适则认为“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吴敬梓传》)。建国以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它对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讽刺,同时又肯定它揭发了封建礼教的虚伪。究竟《儒林外史》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呢?笔者以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低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特别是从《楔子》的元末明初写起,直至《幽榜》一回的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历时二百四十八年,反映了几乎整整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从其具体描写看,虽然假托明朝,但却反映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全身远祸。吴敬梓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表彰,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从他们生活情景入手,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了培育人材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而将目光注视于“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了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作者在《儒林外史》开宗明义第一回中,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不满以时文八股取士的王冕这一形象,使之成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从第二回开始直至五十五回,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士子,其中大多数人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从而猎取富贵。为了达到此一目的,有的白首穷经,却未博一第,生活困苦、甚至卖儿卖女,如倪霜峰;有的寄人篱下,为人作幕,周游四方,以至客死他乡,如牛布衣;有的故作放达,名士自居,攀附豪门,以谋衣食,如西湖名士、娄府清客等等;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甚至或为盐商西席如余特,或去边陲教书如沈大年。而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帮闲,如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周进、范进中进士后成为学道,又为推行曾使自己受尽苦楚的八股科举制度效力。不但已经获取功名的士人认为唯有做举业才是“光明”出路、才是有无学问的唯一标准,如施御史说:“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鲁编修亦说,“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即连功名未遂的士子亦热中于举业,执着于科场,马纯上就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因之,全国士人于时文举业无不趋之若鹜,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毒害。而为了取得功名,又不惜通关节,营贿赂,上下勾结,公开买卖。大批士人除了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以外,全然不知尚有其它学问,甚至即连四书、五经也未见得读通。总之,这一制度造就了大批既无操守,又无学问的士子,少数变成统治阶级成员,绝大多数则沦落终身,既使已经腐败的吏治更趋腐败,又使业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
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他们洁身自好,重视出处,讲究修养,看不起八股时文,而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杜少卿不愿“守着田园做举业”,虞育德“也不耐烦做时文”。由于看不起八股举业,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如杜少卿根本不理睬那些“灰堆里的进士”,迟衡山当面教训高翰林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他们主张教育必须有益于政事,提倡礼乐兵农,目的在于如迟衡山所说“成就出些人材,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如果说祭泰伯祠意在倡导,那么平定青枫城就着重于实践。然而,曾几何时,泰伯祠已然颓圯,无人问津;萧云仙修复青枫城,反被追赔,投闲置散。吴敬梓通过形象的描绘,反映出礼乐兵农理想已然彻底破灭,而倡导与实践这一理想的名贤也已风流云散。
吴敬梓原先的理想虽已破灭,但并未止步。他又进行新的探索,从下层人民身上发现了新的品质,从而予以充分表彰。虽然“添四客”只是整整一部小说中的一回,然而其份量却不轻,“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又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在所添四客的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身上,仍然有着士人书、棋、画、琴的痕迹,然而它们毕竟是来自下层,有着劳动群众的品格。他们凭一技之长谋生,不依附他人,不企求功名富贵,因而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尽管吴敬梓为时代和阶级所局限,对他们是否能代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尚有一定的保留,然而却已对他们寄以期望:“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入得《儒林外史》的么?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这分明表示作者晚年视做“贤人君子”的人,已不再是受到朝廷“旌扬”的士人,而必然是属于来自下层的“四客”一类人物。二百多年前的吴敬梓能作出如此深刻的思考,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所作的《儒林外史》不仅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而且反映了他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就其艺术手段来说,它是一部讽刺小说,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则是一部以描写知识分子命运入手批判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
《儒林外史》不仅以其崭新的思想,而且还以其独特的艺术屹立于我国古代小说之林,显示出摇曳多姿的风貌。
首先是它的讽刺艺术,其成就比之于世界讽刺文学大师莫里哀、果戈里亦不逊色。鲁迅赞之为“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认为在它之前,说部之中没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而在其以后,如此“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吴敬梓继承了《诗经》开创的“美刺”传统,意在“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挽救其同阶层的读书人,如同邱炜萲所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客云庐小说话》)。作者之意在于“醒世”非为“骂世”。尽管吴敬梓的讽刺是善意的,然而其作品的客观意义却自不同。鲁迅说过:“……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什么是“讽刺”?》)的确,不但小说中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即连一些正面人物也有许多“缺点”。他们确是一群“不可收拾”的没落者,作者最后亦不再对他们抱有幼想,而将期望寄予“市井”“奇人”。这样的描写已非传统的“讽刺”概念所能全然范围,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更是丰富多彩,极富变化,夸张、白描、冷嘲、热讽,或写出前后态度之变化,或点染周围之有关事物,或以其自身之言行,或以他人之品评,或彼此攻讦,或相互吹捧,或以回目配合正文,或以补叙交待前情等等,不一而足,各种手法,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其次是它的结构艺术,极富独创性。它的结构艺术“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然而却有所发展、创新。对这种独特的结构艺术,在“五四”前后,曾有一些非议,主要认为它是短篇杂凑,没有布局(见《缺名笔记》及胡适有关论述)。即连对《儒林外史》给予充分赞扬的鲁迅,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此种见解的影响,认为它“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实,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为安排情节、刻画人物从而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只要圆满地完成此一任务就是成功的结构。《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吴敬梓通过对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绘,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艺术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从纵向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串着如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又深入解剖了官场与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越发腐败与黑暗;受礼教毒害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白趋薄弱。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有所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都先后使作者失望,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起时伏地贯穿小说全部,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从横向看,整部小说结构除《楔子》与《幽榜》外,可分成三大部分,作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别主次,精心地安排在三大部分中。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为理学所毒害的士人。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六回,前一部分出现的人物虽依然存在,但重点则在于描绘正面人物的理想及其破灭的过程。第三部分,从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正面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其不堪。因此,在五十五回,作者不得不“述往思来”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至于《楔子》与《幽榜》则先后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总之,其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二个主角为中心,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这样的结构艺术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虽然细枝末节处不无纰漏,但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名著也难以尽免的,不宜苛求。除此而外,《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艺术,运用语言的艺术,也均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创性。
《儒林外史》成书以后,当时虽尚未有刻本,但已“人争传写之”(《文木先生传》)。直到金兆燕任扬州府学教授时方“梓以行世”(《儒林外史跋》)。但这一刻本至今未见。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此后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艺古堂本,清江浦注礼阁本;同治八年(1869)群玉斋活字本,同治十三年(1874)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齐省堂增订本;光绪七年(1881)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光绪十四年(1888)增补齐省堂本(此为六十回本,其中四回系他人窜入)。此外,还有嘉(庆)咸(丰)之际苏州潘世恩抄本,此为目前可以见及的唯一的清代抄本。民国以后,建国以前,也有多种刊本行世,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本和亚东图书馆本,此外不一一列举。建国以后则有张慧剑的整理本和南京师大中文系集体整理本,还出有蒙文译本。卧闲草堂本还附回评(其中四十二——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六回缺);齐省堂本有眉批并为卧本缺少评语的六回加了回评,还在有关各回增写一些回评。黄小田,张文虎(天目山樵)还专门做了批评。此外,平步青等人尚有零星评语行世。这些评语对我们欣赏这部小说虽不无助益,然而都欠完整、系统,有些见解亦失之陈腐。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批点本则是建国以后第一部系统的批点本。
《儒林外史》这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瑰宝。早在建国前就有片断的英、法、德、俄、日等语种译本问世,建国后更有全部的英、德、俄、越、日、匈牙利、捷克、西班牙等语种译本。俄文译本序言对这部小说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被称为作家的卓越天才的纪念碑,有权被认为是现时中国古典文学的光辉典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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