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回民因张静斋挑唆汤知县枷死送牛肉的老师夫,愤而将其围在衙门内,声称要把他揪出来打死。汤知县赶忙让他们从衙门后墙跳出,逃离高要,而闹事之回民,却被按察司拿住五个为头的,发回本县发落。
汤知县发落完肇事者,正要退堂,却有两人上堂喊冤,状告严贡生。严大得信后,立即逃走,差人便来找严二。严监生有钱却胆小,只得请二位舅爷王德、王仁商量,花了十几两银子,方才了却此官司。
偏巧此时王氏病重,为扶正生儿子的妾赵氏,严二再次以银子买嘱二王,代为出面主办。王德、王仁受了银子,不顾亲妹死活,大办筵席,为严二和赵氏成亲。王氏气病交加,于喜乐声中断气身亡。为取悦王家,严二大办丧事,发送王氏;赵氏常常送礼,感谢二王。谁知除夕时,严二见当铺送来利钱,又发现王氏积攒下的五百两银子,因而感物伤人,一病不起。临终前还竖着两根手指,为未了的心事而迟迟不肯闭眼。
本回书主要叙写二严(严贡生、严监生)和二王(王德、王仁),为此四位儒林人物画像立传。其中严大在上回书中曾匆匆登台表演——为巴结汤知县而拜会范、张二位乡绅于县前关帝庙中,但当时随即为小厮喊回家处理抢猪事件。本回在结束范、张故事之后,作者立即捡起早已埋下的伏线,让受害者王小二、黄梦统在汤奉处理完回民事件、即将退堂之际,上堂告严贡生。情节转换极其巧妙自然。
张静斋在向汤奉许愿说如按他所说的方式处理牛肉事件,“升迁就在指日”时,并没料到会枷死老师夫,激起民变,害得他秋风没打成,只好和范进一起,用绳子吊出城外,“换了蓝布衣服、草帽、草鞋”,寻一条小路,连夜逃回省城。这一走,倒也省了汤知县一笔开支。但他对这闹事的回民并不感激,却细细地把情况禀告按察司,拿住五个为头的。这是对封建社会官民对立实质的暴露(主谋者为退职知县张静斋、肇事者为现任父母汤奉,镇压的后台为按察司,受害者为回民老师夫和五个为头的),是当时官官相护的腐败吏治的充分显示。当然,汤奉很懂得做官要诀,到了按察司那儿,脱了帽子,只管磕头;一旦按察司表示要捉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他马上又不失时机地提出请求赏他个脸面,发回县让他自己发落。这才给他那“我至不济,到底是一县之主”的自信心充足了气,在人犯发回后,“大摇大摆出堂,将回子发落了”。整个情节也由此转入严贡生故事。
与上次急不可耐,突兀地跳上场来不同,这次严贡生一听到人家告他,马上避走省城,这既充分肯定他讹猪诈银两事确属事实,无可抵赖,同时又说明他与汤知县是“极好的相与”纯属谎言,所谓汤公对他“凡事心照”也是鬼话。不过作者并没有轻易放过他,而是安排受害者上场控告,揭发其丑行,这就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在两案之中,严大强抢王小二的一事前文已有透露,故此回只是补充交待其前因后果,说明严贡生为什么一口咬定“这口猪原是舍下的”。原来还是上一年三月内,严家一口刚过下来的小猪,私自走到王家,王家素惧严乡绅,慌忙送回,但贡生却以不吉利为由,“押着出了八钱银子”,硬将此猪卖给王家。猪长大后又走回严大家去,结果就被严家关了不还。“要讨猪,照时价估值,拿几两银子来”,并将前来讨猪的王大打个臭死,腿都打折了。至于讹诈黄梦统利钱一案,更是奇特。黄梦统虽曾写下借据跟他借钱,但又因有了钱,并未拿他那二十两银子,“大半年以后”,他却要黄梦统付利钱。而且在让人抢了黄梦统的驴、米、稍袋之后,仍不把借契发回。如此行经,迹近强盗无赖,却出自堂堂乡绅严贡生之手。偏偏他还有理:因不曾取约,不好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误了大半年的利钱,所以该是姓黄的出。知县汤奉也知道这纯属谬论,马上收了状纸,愤愤骂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虽然他自己也一心骗名骗官,以致闹出人命案子,但他却看不上严贡生这种赤裸裸的硬诈强抢。
严贡生毕竟在“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帮知县干过些枝叶,衙门路子精熟得很,所以知县一准状子就“早有人把这话报知严贡生”。贡生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只好溜之大吉,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情节也巧妙地借此递入严监生故事。
与其兄精于攀附、急于自现、到处惹事生非不同,严监生胆小怕事,所以他的上场方式也不同于贡生。严大上场是从后台一个筋斗翻到前台,迫不及待地突现在观众面前;而监生则是闭门家中坐,祸自天上来,硬被差人给揪到前台。因严大逃走了,而其家又没油水可榨,即使有也榨不着,所以差人并不去找贡生如“生狼一般”的五个儿子,却来会严二:果然吃了酒饭,拿了两千钱去。严二虽被迫出场,却担不起这主角的份量,只得让小厮去请两位舅爷王德、王仁。由此牵连,二王出场。
王氏弟兄二人,一为府学廪膳生员,一为县学廪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接到邀请,一齐赶来严家。听说是为严大的官司,王仁顿时幸灾乐祸:“你令兄平日常说同汤公相与的,怎么这点小事就唬走了?”先点破严大平时吹牛之真相,讥讽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故意拿乔:“各门各户,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拒绝为严二出谋划策。倒是乃兄王德稍存厚道,打圆场解围说:“你有所不知。衙门里的人,因妹夫有碗饭吃,他们做事,只拣有头发的抓,若说不管,他就更要的人紧了。”此话王仁何尝不知,只不过是不肯让这个忙帮得太容易。一旦王德提出“釜底抽薪”之法,央众人居中说合,递个拦词,王仁立即就主张“不必央人”,由自己弟兄去干(以免油水被别人捞去),而且还保证“一天的事,都没有了”。可见他心中对此事早已算定,只是待价而沽,让严监生着急,诱他上钩罢了。
以严二之怯于官场、胆小怕事,即使明知是要挟他的圈套,他也只得钻进去。破费了十几两银子,果然官司已了,这更反证了二王弟兄确实颇有手腕、非同小可。同时,这也令人怀疑,他俩之“铮铮有名”,大概并不是由于八股文章写得好,或是学问有多惊人,而是由于其刀笔精熟、包揽词讼之手段高超。
也许是考虑到以后打官司说不定还用得着两位舅爷,或是想依恃其势力对付兄长严贡生一家,所以严监生虽不情愿,但还是整治了酒席请二王来致谢。但舅爷之意不在酒,“拿班做势,在馆里不肯来”。监生当然明白其心性,转而吩咐小厮去说是奶奶因心里不好,故想和舅爷谈谈。二王当然碍不过亲妹妹的情面,更何况妹妹久病,此谈必非闲谈,说不定会以后事和家私相托,如不去,岂不是要后悔一辈子。故“二位听见这话,方才来”。
不过王氏虽然病得“路也走不全”,却还能自己坚持着“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丝毫没有以家私相托的意思。其实身为吝啬鬼严二之妻,王氏对自己都很刻薄,舍不得休养医治,拼命积攒私房竟达五百两之多,自然也不会有多少好处给自家弟兄,连赵姨娘也说:“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二王见此光景,也只得扯了几句淡,说什么“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之类不冷不热的“家常话”,然后到酒席上去弥补失望。
酒席上最忌讳的是寂寞,不过以二王惯于借损人、贬人而获得心理满足的特征,他俩决不会让酒席冷场,更何况此酒席是处理完严大官司后设的,而严大事迹本身就是绝好的讽刺题材。于是王德、王仁便不失时机地互问互答,以挖苦调侃严大为乐。因严大不在家,故而其讽刺直露而放肆,既揭发其文章丑陋,不堪补廪;又嘲笑其为人悭吝,不肯请亲戚吃酒。二人要么“笑着问”,要么故意“愁着眉道”,装腔作势,挤眉弄眼,尽兴嘲讽。而严二亦凑着趣,以自己之省俭衬托乃兄之举家好吃,甚而举出他们在“白白吃穷了”后,悄悄开了后门,端了花梨木椅子换肉心包子吃的细节,博得“二位哈哈大笑”。但笑虽笑,并未误了吃酒,行状元令,两位竟吃了几十杯,吃到四更尽鼓,才让人扶回家去。严二虽然心疼,但这一关终于过去,也就算了。
但王氏的病却渐渐重将起来,虽说严二在两位舅爷“提醒”后下狠心用人参、附子给她吃,可并不见效。不过,对此最焦急担忧的倒不是她的亲哥哥二王,而是严二的妾赵氏。赵氏虽生了儿子,但对没儿子的正妻王氏仍很恭敬,天天侍奉汤药,空了就抱着孩子在王氏床脚头哭。偏偏王氏愚笨,不解其意,任其哭泣,并不理会(作为王德王仁之妹,似不应如此不明事理)。赵氏在哭了几回之后,只得改消极等待为积极进取,一再说什么要替王氏去死。王氏虽然迷信愚拙,但也知道这替死是不可能的,只是对如此恳挚的善意,总不能无动于衷、置之不理,只得答腔。赵氏终于有了表达心迹的契机,立即解释自己哭泣、愿意替死的原因:原来是耽心大娘死后续娶的大娘会磨害死严监生仅有的这点骨血,绝了严家之后。说穿了,她这哭并不是为王氏伤心,而是关心王氏“大娘”的位置,因为替死虽不可能,但大娘的位置却是可以顶替的。王氏真后悔自己多话,马上闭口不言。赵氏只得耐着性子“含着眼泪”煨药煨粥”,并暗中加强了攻势,串通丫环,说赵新娘“每夜摆个香案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死”,赵氏自己“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抵挡不住,只得松口:“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这还是以攻为守,将担子推给严二,想依靠他阻挡赵氏的企图,同时心存侥幸,自己“明日”不死,大娘岂不还是她做?但没料到赵氏“忙”叫请爷进来,大概严监生早就在外面等这句话了,所以“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要“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依据”。王氏依靠严二的希望破灭。
严二果然“叫人极早去请了舅爷来”。二王得知此事,一反能言善道之常态,“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此情此景,严二心领神会,马上将二位“请到一间密屋里”,“把小厮都叫出去”,然后“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并说还有些首饰,留给舅奶奶做“遗念”。于是,等严二再回来时,银子生效了:两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一个个义形于色,拍桌子大叫,吹嘘“舍妹有这样识见,真是女中丈夫”、“王门有幸”,责备妹丈胸中“没有这样道理”,逼迫严二接受,“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如此纲常功夫,真是“忘德忘仁”。他俩还主动提议由他二人做主,请三党亲,“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这就打破了王氏挣扎活下来的唯一信念,因为新“大娘”已经就位,她活下去又算什么?更何况这新大娘是自己的亲哥哥立的。于是,在严二和赵氏二度新婚之际,王氏终于一命呜呼,给这喜庆的婚事投下了不祥色彩。
严二本想在扶正问题上得到王氏弟兄支持即可,以免王氏死后有口舌之争。不料王氏弟兄比他预想的走得更远,竟在王氏死前为他们主持操办了婚事,逼死了王氏,这难免让严二心中有愧,更何况王氏一直是他“志同道合”的贤内助。所以,他拼命地花银子,竟拿出四五千两银子为王氏办丧事,借此在心理上赎罪。当然,这也包含着讨好王家弟兄的成分。赵氏更是“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送鸡送鸭,送米送菜。这些,对连肉都舍不得买一斤的严二来说,无异于剐了他的心头肉。特别是赵氏,傻乎乎竟把监生对二王的感激当了真,不但送东西,年底还建议把典铺送来的利钱给二王做乡试盘缠。这更令严二气恼交加,所以在发现王氏积攒下的私房竟多达五百两时,马上睹物思人,伤心痛哭。从此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而且还硬撑着每晚算帐,操劳家务,最终不得不卧床不起。二王前来探望,辞别到省城去参加乡试,严监生每人又送两封银子,并以孤儿寡母相托。二王接了银子,“谢了又谢,又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却无一句承诺之言。严监生怀着满腔的失望、牵挂和悲戚,苦捱着生命最后的时光。他终于支撑不住,要撒手西去了。但隐隐约约的一丝焦虑,硬是拉着他,使他迟迟不肯闭眼,那是油灯中的两茎灯草。于是,他挣扎着伸出两根手指,向人们显示着他人生哲学的最后内涵。
本回情节,以二严、二王为中心而展开,其中又以严氏弟兄为重点。二王事迹包孕于二严生平之中,借与二严的交往活动来显示其性格特征,同时又丰富了二严的性格。二严弟兄轮流登场,二王弟兄则共同进退。严氏弟兄一为豪奢,一属吝啬,作者却能描绘出异中之同,严大虽大吃大喝,却强抢硬诈,刻剥成性;严二虽自奉极俭,却舍得大笔大笔花钱,动辄成百上千。王氏弟兄虽同为忘德忘仁之人,作者也能雕刻出同中之异,弟弟王仁较之其兄更显得奸诈圆滑,缺情少义。对严大之讹诈成性,作者浓墨详绘,不惜敷陈王小二、黄梦统两件官司;对严二之重利盘剥,则是淡淡点染,仅以典铺一年就有三百两利钱相暗示。在相互对照映带之中,进一步深化鲜明各自的性格特征,作者之笔墨极为俭省,而所塑造的人物却显得极其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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