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三被捕后，匡超人在景兰江陪同下到蒋刑房处看到他犯罪的款单，一见上面列的条款多与自己有关，吓得面如土色，赶紧回家安排。他强逼妻子回乐清乡下，自己则远走高飞，进京投奔李本瑛。李本瑛极其优待，帮助他考取内廷教习，又相信其尚未婚娶的谎言，将外甥女嫁给他。匡超人回浙江取结，刚到杭州，就得知其结发妻子已死，其后又有景兰江和蒋刑房来说潘三在狱中想见他诉诉苦情。对发妻的去世，匡二并不十分伤心，对潘三的苦情，匡二毫不理睬，绝不肯前去探望。
匡超人取定结回京的时候，船上遇到进京会试的冯琢庵和到芜湖访友的牛布衣。匡超人在自我吹嘘一番后，和冯琢庵一起进京，而牛布衣则独自来到芜湖甘露庵。他白天出外访友，夜晚与和尚相聚，倒也自在，不料一病不起，临终将后事和诗稿托付给庵中老和尚。老和尚刚料理完牛布衣的后事，却又见一少年来庵中念诗。
本回情节在迅速了结匡超人故事后，又借前文已出现过的牛布衣将线索转入描写牛浦郎。借此，作者既趁机交待了牛布衣的结局，又利用本回中一度露面的冯琢庵和甘露庵老和尚，暗伏了其后的许多纠葛。
匡超人在杭州，先后与西湖名士景兰江之流和市井恶吏潘三等人为伍，既精通了揣摩逢迎、虚伪势利种种卑污手段，又学得了果敢决断、见风使舵种种权术手腕。潘三事发之后，他踌躇了一夜，不曾睡觉，第二天立即采取疏散措施，以种种歪理逼迫妻子回乐清乡下，甚至在妻子坚决不肯的情况下，断然卖了房子，请来岳丈硬将妻子送到船上，托阿舅送回乡下，自己则扬长而去，来到京城会李本瑛。
匡超人的遭遇极富戏剧性，当初要不是他家被烧只好搬到大路边住李本瑛又恰好下乡听到其读书声，加上潘保正极力揄扬，凭他匡二是不那么容易攀上李知县这位老师的。可匡二就有此幸运，不但赢得李本瑛的垂青，一再予以资助、提拔，而且在李本瑛被摘印时，也有人告他匡二暗中为首要“保留这官”。李本瑛在复官以后，自然会听到这类传闻，也就更加怜惜这位为他而背井离乡、避难杭州的门生，所以在升官进京以后，马上派人到杭州来寻超人。匡超人自从再度游杭大长见识以后，脸皮自然也厚了许多，当初觉得被人诬告是冤枉，如今却不觉得晦气了。何况想起当初也的确是因受李本瑛牵连才拜别老母，逃难在外的，现在再受点恩惠，也觉得理所当然，用严贡生的话说，应叫做“也还觉得于心无愧”。虽然他早就忘了恩师，到杭州后再没打听过恩师官司的结果；也忘了老母，从未想过老母倚门相望，盼其归乡。只是在出贡之后，曾想过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之类的老话，想回乡炫耀炫耀，风光一番。可惜因潘三事发，极需李给谏这样的大树庇护，所以也就不回乡，径直来到北京投奔李本瑛。
李本瑛对匡超人的喜爱和欣赏确实出乎内心，刚谋得内廷教习的官给匡二，又把亲如女儿的外甥女许与他为妻。本来李本瑛也曾问匡二结过婚没有，但匡二却满心觉得自己已是朝廷命官，再认抚院差役郑老爹为岳父挺不适宜，也会被给事中老师看轻了，说不定还会成为“一生官场之玷”，于是便当机立断谎称未婚。虽说这时匡二只是死要面子，并没想骗娶李本瑛的外甥女辛小姐，但一旦李家管家来说亲，他却不肯以实言相告，竟自许为蔡状元招赘牛相府的佳话，即便应允了婚事。如此作为，真辜负了李本瑛对他的一片热心、真诚和倒赔的嫁妆了。
作者极力渲染李本瑛待匡超人之厚道、热情，是为了反衬匡超人之寡义、薄情。且不说当初抛弃难中的恩师不管，就是而今，也不该欺骗老师。不过，忘恩负义，极端自私，只管利用别人，无用就一脚踢开，本就是匡二之本来面目，不仅对李本瑛如此，对恩人马纯上、潘三他也莫不如此，而且对后二人做得更无耻和赤裸裸，只是因李本瑛对他还有用，故而未曾公开背叛、攻击而已。
对潘三的背叛匡超人做得最彻底，这大概是由于潘三地位最为低下的缘故。匡超人考取教习，要回杭州取结，不得不含泪告别李本瑛和辛小姐。到杭州，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去处理原先妻子的位置问题，所以才直接来到“原旧丈人”郑老爹家，不料正碰上他哥哥匡大来报丧说郑氏娘子已死，匡超人虽心里暗喜，却也假惺惺滴了几滴眼泪，只是并不想回家发丧并看望老娘，而是仅叫匡大回去请人画个像供起来。画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怀念发妻，而是要借画像上的凤冠补服显示他匡家的体面。这从他要母亲在亲戚家请酒时穿补服；要匡大叫人称呼老爷，不可自己倒了架子之类的话完全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话不仅是说给匡大听的，也是想提醒郑老爹夫妇的注意，他匡超人今非昔比，朝廷命官，丈人丈母只要不为女儿的死闹事，将来一定能得到点好处。
安顿好郑家，潘三的事也就出来了。当初潘三入狱，匡超人既不设法打点，也不入监探望，只顾自己一溜烟逃往京城。倒是潘三豪爽，所有罪状只身承担，一句也没提匡超人，而今听说匡二升官回杭，心中也一阵喜悦，想见见匡超人，这才再三托蒋刑房和景兰江代为转达。凭潘三当初对匡二之照顾和提携，特别是替匡二娶亲一事，尤显热心恳挚，所以他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匡二却推三阻四不肯去，说什么而今替朝廷办事(替自己取结)，就要依朝廷的赏罚，去看潘三，就显得赏罚不明，而且传出去就是他一生官场之玷。不过他虽然说就是自己做地方官，也要捉拿潘三(贼喊捉贼)，但又转口开空头支票，说是等他回京得了肥美地方，就带几百两银子来帮衬潘三(但现在去不得)。这话前后矛盾，主要是由于他想到万一潘三翻供，招出他匡二来，难免要吃不了兜着走，这才转变口气，最后添上一句“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如此方显色厉内荏、奸诈狡猾的匡超人应有的手段。
匡二如愿以偿，摆脱了郑家和潘三，得意洋洋回京赴内廷教习之任去了，但作者并未让他体体面面地下场，与读者临别前，又让他丢了一次脸，那是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偶然与牛布衣和冯琢庵同船，他见两人都戴方巾，便招呼着坐下。互通姓名时，冯琢庵抬举他，说是：“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这一小小的恭维又让匡二来精神了，只是冯琢庵讲他只有“好几部”“尊选”，他未免觉得有些遗憾，于是马上更正道：“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这是著作的数量多。另外质量也高，“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考虑到冯琢庵和牛布衣都是南方人，所以只好说北五省“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谁知由于无知，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这牌位不知匡超人是否亲见，大概也是从自家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或“先师孔子”的牌位引发的奇想。牛布衣就当场说：“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可匡超人硬将此“先儒”理解为“先生”，并坐实到自己身上。倒是冯琢庵给他个下台阶，将话题转移到另一选家马纯上身上，只是匡二劣性未改，先是降“盟兄”为“好友”，然后又横加诬蔑：“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所谓“行”，即畅销是也。且不论马纯上的选本倒底是不是不如匡二的畅销，即便是匡二的好卖，又怎能说明匡二的选本就一定好?匡二曾吹嘘“文章中了就有法则”，那是迷信权势；而今又说“选本总以行为主”，又是转而崇拜金钱了。
牛布衣的上场，其作用主要是过渡和为下文情节做铺垫。《儒林外史》中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如陈和甫、蘧景玉、施御史、牛布衣等，其形象本身在小说中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小说中所起的前后勾联作用。当然，作者得闲时也会充分利用他们对某一类型人物进行点染。牛布衣初次出场在山东学道范进幕中；与少年幕客蘧景玉言词锋利、出语轻薄不同，他显得忠厚持重、不喜奉承。由于他与景玉有同事关系，所以在蘧公孙婚事时他又飘然而至，成为男方媒人，并在娄府名士集团中占一席之地。娄府名士风流云散，他也随即漂泊各地，此回中又邂逅匡超人。匡二吹牛正在兴头上，他却当头泼下冷水，当场指出匡二自称“先儒”的不通，此更可见他的为人迂腐顶真、不善趋附迎合。在芜湖，他不去热闹处招摇，也不去网络当地名士如郭铁笔之流，却自甘淡泊冷寂，住在甘露庵，轻易不肯会人，以至于他死了外人却多不知，这才给小牛假冒以可乘之机。由此可见，其终生潦倒、郁郁不得志，实亦与其落落寡合、不善攀附有关。如此性格却随人作幕、依人作客，怎能不一生冷寂、客死他乡而无人怜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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