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浦郎在安东县冒充牛布衣一边代做诗文，一边想法去衙门交结官府，骗几个钱用，日子正过得快活，却不料先有芜湖县老邻居石老鼠前来敲诈，后又有牛布衣之妻寻来告状。虽石老鼠被众衙役连劝带吓赶走，牛奶奶也因无证据而被向鼎解回原籍，但牛浦却因此老底皆露，不能再招摇撞骗，因而销声匿迹。
牛浦虽幸免吃官司，但向鼎却因此而被人非议，差点丢了官，幸得按察司门下的戏子鲍文卿说情才免于被参。向鼎知道后，极为感激，但鲍文卿却绝不肯受其馈遗。后鲍文卿因崔按察司进京后死去，只得独自返回南京。回到故乡后，只得重操旧业，组织戏班子过活。
本回故事中，牛浦江郎才尽，在老无赖石老鼠和牛奶奶的前后夹攻下，举动失措，任其再精明也被明眼人如衙役之类看穿底细，从此招摇不得，如老牛一样黯然下场。但作者却巧妙地借小牛的官司，将线索由向鼎过渡到鲍文卿故事，从而由另一组形形色色的人物代替诸位真假名士组成新的情节。特别是鲍文卿与向鼎、与倪霜峰之间深切感人的友谊，更为污浊不堪、尔虞我诈的儒林增添了新鲜的气息。
牛浦行藏的被揭穿，首先是由于他的狂妄自大和吝啬小气。本来，其芜湖的老邻居石老鼠既号称无赖，就根本得罪不起，况且石老鼠去年还冒充牛浦郎的长房舅来实地探望过一次，这次肯定是有所准备而来。小牛却自以为有知县撑腰，丝毫不肯掏出钱来打发其走路。谁知石老鼠却将他从小不成人的事及停妻再娶、冒名顶替等多少混帐事连锅端出。虽状没告成，给众衙役阻拦下来了，但毕竟无风不起浪，石老鼠的话多多少少会引起人们对这位名士的怀疑。偏偏不凑巧的是，石老鼠刚说牛浦有个前妻，马上就有人来告诉牛浦说他的前妻来了，在家与黄家娘子吵。牛浦真的吓坏了，满以为老无赖真的藏了一手，将他前妻贾氏娘子弄来敲诈他，这下可是满盘皆输了。幸好回家一看，却是真牛布衣夫人，牛浦才心中稍安，但牛奶奶却认定是他谋害了丈夫，然后冒名行骗，由于是人命大事，众衙役也不敢阻拦，更何况石老鼠已揭发于前，这状终于告成了。
这下难题摆到了向鼎面前，一方是合情合理，牛布衣确实曾住甘露庵，这可由前任董瑛、冯琢庵和芜湖众人做证，但如今从芜湖来安东的牛布衣却不是牛奶奶的丈夫，所以当然该找现在的牛布衣要人。另一方牛浦也有理，天下同姓名的也多，何况布衣只是号，人人可取。而牛浦又说不认识那位牛布衣和牛奶奶。虽然这均是实话，但以大名士、大才子任知县的向鼎，不会看不出其中的奥秘的。更何况作者还颇费笔墨，在此案之前精心设计了和尚“为活杀父命事”和胡赖“为毒杀兄命事”两件疑案，结果向鼎稍加审问即知原委，且处理得当，各无异词，可见向鼎并非不精于吏事。对这件“为谋杀夫命事”的案件中，稍加考察，也能明白其中隐情，但前任董瑛既以此牛布衣相托，而且牛奶奶并没证据说明牛浦杀了她丈夫，牛浦也确实不象杀人凶手，故而向鼎含糊了结，假借无头官司，将牛奶奶解回绍兴去了。
从事实来看，向鼎处理此事确实稍有偏袒之嫌，却无关紧要。但他以大名士而充任知县，平时必然恃才傲物，为同侪所忌，正好借此事发难，于是便有参向鼎之议，此亦可见封建官场风波险恶之一斑，而情节也借此转入鲍文卿故事。
鲍文卿一出场便以其特定的定型动作显示其性格特征。因对幕宾拟的揭帖稿不满意，崔按察司拿着在灯下反复揣摩，却见鲍文卿正跪在下边灯影里。可见鲍文卿虽以戏子身份干政却并非不懂规矩，只是爱才心切，才不顾一切。何况向鼎并非糊涂之官，鲍文卿又与向鼎素不相识，这求情无丝毫私念，也正因其如此，崔按察才欣然应其所请。
为了避免对鲍文卿形象造成损害，作者费尽了心机。先是交待说按察是太监的侄儿，荫袭出身，并不讲究官场的臭规矩，可以率性而为，鲍文卿这才敢斗胆求情。其后，作者又精心设计了鲍文卿坚拒向鼎馈赠的情节，借此突出向鼎的知恩图报和鲍文卿的知分守礼。崔按察因鲍文卿求情，答应免参向鼎，但又想让向鼎知道此事，帮助鲍文卿几百两银子的本钱，就将前后情由写成书信让衙役送鲍文卿到向鼎衙门。向知县果然极为感激，开宅门迎接。鲍文卿却是青衣小帽，赶紧过来跪下磕头。向鼎跟他叙礼，他再三不肯，也不肯陪知县坐，甚至向鼎请他吃饭，他不但不要向鼎陪，连向鼎亲戚陪都不肯，最后只有坐到管家房里，才有说有笑、欢喜自然，让管家陪着把酒席吃完。
在封建社会，戏子名列娼、优、隶、卒四贱之一，不许应试，不能做官，不能与平民结亲，地位永远低人一等。鲍文卿之所以不肯与向鼎同坐、同席吃酒，就是恪守这尊卑等级。而管家却同属奴才，亦是低人一等，所以坐在管家房里他才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因为他认为那儿才是他应该呆的地方，故而呆着也觉得自然、舒坦。作者对鲍文卿这种做法是持极为欣赏的态度，说明他头脑中的封建等级观念仍很严重。
鲍文卿坚决不接受向鼎五百两银子的馈赠，确实难能可贵。他不接受这钱并非说他不需要，也并非他一定不愿接受别人的馈遗，这笔钱他却决不能受，因为他当初救向鼎完全是出于爱惜人才的想法，决无丝毫为自己谋私利的意思，如果他接受这馈赠，倒显得他求情救向鼎是为了钱，也成了真正的包揽官司的恶劣戏子了。鲍文卿的行为正是他为人正直、品格端方的表现，倒并非定如他所说是担心用了朝廷的银子会折寿，也并非如崔按察所说是呆子，不知道要钱。
鲍文卿出场时所显示的这种性格基调，一直贯穿了他的全部人生。随崔按察升官进京后，不幸崔按察去世，鲍文卿只得回南京，作者借他回南京后对同是戏子的黄老爹、钱麻子的出格行为的冷嘲热讽，再次显露出他严守尊卑等级、知分守礼的性格特征。
鲍文卿回到家中，作者便再次交待他家是祖上几代的戏行，还插叙介绍总寓、老郎庵等戏行组织和戏行规矩，并交待说鲍文卿是所谓戏行的“世家子弟”。这段补叙不仅为我们提供南京剧坛的戏剧史料，有助于了解戏行设置、规矩、演出情况，更揭示了鲍文卿严守尊卑等级的性格的形成，这是与他的家庭素养和戏行环境密切相关的。
鲍文卿遇到钱麻子是在总寓旁的茶馆里。他本想进内喝茶，会会同行，准知碰到的同行——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却“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鲍文卿顿时就不快。作者之所以细致描写其穿载，就是因为对其不守尊卑的越级行为的不满。在等级社会中，住房、服饰等的严格区分正是人们等级区分的外在标志。按规定，贱如戏子是不允许穿绫罗绸缎的，鲍文卿每次出场都是“青衣小帽”的打扮，正是谨守这规矩。所以他才指责钱麻子说：“像你这衣服、靴子，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这样衣裳，叫那读书的人穿什么?”另一戏子黄老爹穿戴同样出格，作者也细加描摹，但因其年尊，故而鲍文卿不便直接指斥，但也忍不住，开言第一句便直揭其老底，说十四年前出门时，还看黄老爹妆了一出“茶博士”才走的，而且明知其戏子身份并没资格做“乡饮大宾”，却假装恭维说：“像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作者更是直接出面斥骂：“那老畜生不晓的这话是笑他，反忻忻得意。”
这场观念之争作者完全是站在鲍文卿一边，不但对鲍文卿的种种守礼言行大加赞赏，而且还时时或借文卿之口斥责钱麻子为“老屁精”，或自己出面骂黄老爹为“老畜生”，倾向极其明显。从根本上说，鲍文卿所严守，作者所激赏的尊卑等级其实是封建社会中最落后的伦理观念，是维系封建等级制的基石，正是它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种种的不平等，成为压抑、摧残人性自由的桎梏。鲍文卿不但自己谨记戏子身份，循规蹈矩，还愤而指责同行，成为封建等级制的不自觉的受害者和主动的维护者。其实，倒是钱麻子、黄老爹之流，虽不敬斯文，势利俗气，四处攀附乡绅人家，但他们身为艺人，见多识广，言谈风趣，长期受人歧视，晚来穿得富贵一些原本无可厚非。象黄老爹一辈子辛苦卖艺，最后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也不见得就不能做“乡饮大宾”，那些捞足了民脂民膏的官吏也不见得比他更有德行。相比较而言，倒是鲍文卿显得保守而落后，钱麻子曾说，鲍文卿所谓的规矩其实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而今时移世改，戏子也可以同乡绅一桌吃酒了。这正是商品经济日渐发展的产物，特别是大都市的南京，商品经济极其繁荣，冲击着封建等级制度。如盐商万雪斋就可以为儿子娶翰林的女儿做媳妇，身为贱民的戏子也有不少致富而改业，如黄老爹就说他“久已不做戏子了”。即使做戏子其人格也并不应该低人一等，钱麻子等人的行为客观上说也反映了他们极愿与人平等相处的意愿和一定的反抗精神。虽然作者对此极为不满，但世风如此，作者也无可奈何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古都南京怀着极为强烈的爱恋之情，所以才在鲍文卿回南京之际，突然现身插说，详尽描述南京的地理形势、风俗人情，特别是那画船箫鼓不绝的秦淮河，碧瓦朱甍的古寺新庙，随处可见的茶社酒楼，繁荣拥挤的聚宝门，道来语语带情，字字含恋。这不仅是因为作者酷爱六朝占都的山山水水，更因为作者离开可厌的家乡后，是南京美丽的山水平复了他受伤的心灵，所以作者才特以整节的篇幅描写南京，甚至将主要理想人物都安排到南京来活动，鲍文卿即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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