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衡山等人齐来拜见虞育德,正是要请他做泰伯祠大祭的主祭。虞博士稍作谦让,随即应允。
到三月二十九日,各地来的士子云集南门外泰伯祠内,先是观看祠内外建筑、摆设,然后省牲斋宿。四月初一日正式举行祭祀活动。这次活动,有二十四位读书士子,还有金次福、鲍廷玺等领的一班奏乐佾舞的,共有七十六人,极其热闹非凡。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
祭祀活动结束后,各地士人纷纷散去。而二十年千里寻父的郭孝子却来到南京。经武书的介绍,与郭孝子、杜少卿两人相会。杜少卿不但留郭孝子住下,治办酒肴招待他,还帮他去找虞育德写书信,给郭孝子沿途提供方便。
本回描写的泰伯祠大祭是全书的情节高潮,作者为设置此情节煞费苦心,不仅在前数回即安排众名士从各地赶赴南京,名士领袖如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这些大祭活动的骨干,作者更是精心描绘、着力颂扬。此后,作者又顺势转入郭孝子故事,从回目上看“先圣”与“孝子”相对,“修礼”与“寻亲”照应。杜少卿这几位江南的名士,先是“祭先圣”,然后又“送孝子”,正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形象。
对泰伯祠大祭这段情节的评价,前人多溢美之辞,如卧评就认为“此篇古趣磅礴”,“堂哉皇哉”,“布局之妙,莫与京矣”。事实上今人读之却极觉乏味。究其原因,乃由于思想意识之不同。敬梓身为封建士子,感慨时事日非,虽身处盛世却见士大夫都不讲礼义,全无廉耻谦让之心,故而对社会现象极为不满。移家南京后,与颜李学派的重要传人程廷祚相契,极其欣赏颜李学说中的礼乐兵农思想,并试图以此教化士人。又曾与同志诸君在南京修祭以泰伯为首的先贤祠,不惜为此卖屋捐资。所以在作品中,作者自然要为自己曾一度倾心的理想和曾付出心血的活动留下极其重要的篇幅,以庄重之笔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一重大活动。而旧时代士子与敬梓心有同感,对眼前非礼非义之事,正直士人都会不满,所以就可能极其欣赏敬梓这种以礼乐教化士人的行为和理想。在他们眼中,这节描写当然是全书重心,有万山朝宗之磅礴气势。但今之读者所处生活环境不同,对吴敬梓等封建士子津津乐道的礼乐兵农自然不感兴趣,对泰伯祠大祭也根本不以为然,绝不相信磕几个头,行几个礼,敲几下磬,跳几下舞就能教化士人,养其谦让之心,所以对作者详尽描写祭祀过程当然感到不堪卒读。
对于修祭泰伯祠这场盛典,贤士们筹划已久。迟衡山早就表示“而今读书的朋友……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嘉靖帝召见庄绍光时,也曾说“士大夫未见能行礼乐”,因而询问“这教养的事,何者为先”?连观看泰伯祠大祭的老者们也说“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可见礼乐之不讲,由来已久,而要臻三代之治,则必须在武功之外更要制礼作乐实行文治教化。作者安排泰伯祠大祭,就是要将这些愿望化为现实,“借此大家习学礼乐”,从而补朝廷之缺失,挽颓风于既倒,造就出些人才。这种愿望不可谓不美,但却是不切实际的。仅凭这样一场祭祀活动就能改变人们贪婪的本性、追求功名富贵的热望?也许,通过这种活动,人们可能会认识到泰伯是圣贤,谦让是美德,但与身边实际一比较,谁还愿向圣贤学习坚守谦让美德?
尽管泰伯祠大祭并不能像预想的那样,教化士子,成就出些人才,但杜少卿,迟衡山等人却是极其认真的,作者在描写他们一丝不苟地行礼时,也是极其虔诚的。从提前一天省牲斋宿到各种祭器以及人员分工,作者都不厌其烦,一一交待,甚至在活动结束后,还再次清点人数,将各人职事再次表而出之。称呼参加人员也均称名不称号,以示庄重,记叙职事时均称请某某先生,不嫌累赘。所有祭器每件都一一列举而不用“等等”字样。初献、亚献、终献的全过程其实是三次重复,但作者均是从引、走、跟、跪、捧、献、赞、拜到退,一步不乱,完整叙述,三次全同。如此等等,怎不令人读来感到乏味?专门研究古代祭礼文化的学者们,也许能从中看出点兴趣来。
在法律极端不健全和实施人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礼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尊卑等级的体现,起着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非礼之行,越礼之事必定要受人谴责,如戏子钱麻子穿读书人的衣服,这就是违礼,所以知分守礼的鲍文卿就要变着法子骂他。礼的实现是由一整套繁文缛节的仪式组成的,在繁而不乱、整齐有序的礼拜过程中,人们受着礼文化的熏陶,从而在神圣气氛中加深对礼的崇敬,在内心形成遵守礼的自觉的道德要求。中国古代对父母的孝敬很重要的成分便是在对祖宗的祭礼中显示出来的,这并非仅注重形式,因为形式是心理的外化,而形式的固定则可深化内心的道德准则,使遵守礼制退化成人的本能。这也是儒家讲礼乐文化的原因,他们试图以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心理,所以在礼崩乐坏之后,就一定要克己复礼,这不仅是复礼的问题,而是通过复礼重建统治秩序,维系道德人心。
吴敬梓是生活于封建时代的真正读书君子,对礼的作用自然深有体验,所以在描绘这几位名贤真儒时,总是让他们很虔诚地服从这内心自觉的要求,少卿对过世的父亲显示了极深的孝思,敬长尊贤;庄绍光认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因而进京面君;虞育德则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规;迟衡山更以复兴古礼古乐为己任,不遗余力。他们一旦风流云散,所谓讲求礼乐也就风吹烟散了。这就是后来人们再游泰伯祠时所以感慨的原因。
在本回中,作者又安插了虞育德的两件事,进一步显示作为真儒的不可及之处。在六堂合考时,有位监生将刻的经文带进场去准备作弊,谁知出恭时这经文竟和试卷一起交到虞育德那里,虞博士揭开卷子看见,却赶紧藏在自己的靴筒里,别的巡视官问是什么东西,他只说不相干,而且还都还给那考生,让他继续考。事后那人来谢,他却坚决不承认,并且也不肯把这人的名字告诉武书。这件事本是武书说给杜少卿听的,他只是当作奇事,虽经虞育德解释是要养其廉耻,但他却仍不理解,惟有少卿明白虞博士如此无非是想感化此人,并无博取虚名、邀结人心之意。只是这做法不但武书不懂,那监生也不会懂,博士此举,竟是有些迂拙了。监生并不会以后就不再作弊,只是会想办法作得更隐蔽而已。但虞博士也只是尽力而为,惟求心安,并无要人赞美之心。就如为严管家配妻并不要身价钱,严管家嫌衙门清淡,虞博士还倒贴钱把他荐在一个知县衙门一样。可惜武书只觉得“好笑”,而少卿却真正觉得他“并不是有心要人说好,所以难得”,这才是知音相赏,极其难能可贵。
突然插入的郭孝子故事,为泰伯祠大祭后士人烟消云散的悲剧气氛注入了一丝活力。因为这是个全新的情节,可以提供给读者许多有趣味的东西,而且作者也果然将郭孝子塑造成带有豪杰气概的人物,他不愿去见官府,连虞博士这国子监的冷官也不想相与,但却敬仰不应征辟的豪杰杜少卿,爽快住下。杜少卿也不因他寻的父亲是钦犯而避而不见,相反却“因见这般举动,心里敬他”,留他吃酒住宿,让娘子替他浆洗衣服,自己当衣服换银子资助他,并请虞博士写书信让他一路接受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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