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久不理朝政的神宗皇帝下诏进言，御史单扬言上疏请将已故儒修赐一榜进士及第，加恩旌扬。奉旨依议。一年后，各地采访已毕，由皇上按其人品生平，恩赐一榜进士，一甲三名为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其余二甲、三甲也各授翰林院职衔有差。皇帝遣礼部尚书刘进贤于国子监设坛承祭，是为“幽榜”。
自金和倡言本回非敬梓原作乃他人妄增后，于是疑之者纷纷，迄今尚无定论。然则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本就已是五十六回，而金和所跋的苏州群玉斋本所据仍是卧闲草堂本，可见金和亦未据有他所说的扬州府学原刻本。
本回一开始，作者即语含讥刺，刚讲天子整年不与群臣接见，接着却有上谕说：“朕即阼以来，四十余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这无疑是对这位皇帝的嘲讽。这不禁令人想起嘉靖皇帝，他于三十五年十月升殿上朝，被徐侍郎称为“旷典”，可他在上谕中却自称：“朕承祖宗鸿业，寤寐求贤，以资治道。”这祖孙二人真乃如出一辙。只是征君庄绍光见肖小当道，圣贤之道不行，因而辞别嘉靖帝还乡而获准，而御史单扬言则应声上疏，奏请万历帝旌表沉抑人才并被接受，这则是二者之间的一点不同。
单扬言大概就是“善扬言”的谐音。他的这篇疏文无疑是吴敬梓抒发对科举制度强烈不满的一篇檄文。特别是他说这种制度“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而科举制度之于人才，只能“拔十而得二三”，其余则为侥幸，这无疑是对乡会制科的总体否定。但生活在清初的吴敬梓，并不能提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因为除科举考试，任何征召荐举、乡举里选、九品中正之类的聚集考选人才的办法，同样有“得之者少，失之者多”的弊病，相比较而言，通过种种考核而提拔人才，只要考试公正，考试内容合理，这倒不失为一种进步。只是由于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种种弊病，这才导致吴敬梓对之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吴敬梓才让“善扬言”提出折衷的办法，即建议朝廷“遍访海内已故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赐一榜进士及第”，虽然这仍没能全然摆脱科举的模式，但联系这上疏、上谕和礼部疏文来看，这种举措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代表了作者思想上的突破。
首先，作者在这里看得最重的，也就是作者关注的焦点是人才问题。皇帝的上谕中首先承认“欲迪康兆姓，首先进用人才”，“善扬言”的疏中更说“人才之盛衰，关乎国家之隆替”。而朝廷上下为已故儒修采访诗文、事迹，赐一榜进士，隐含有黄金市骨的意思，表现了对人才的重视和当时人才匮乏局面的严重。
其次，对人才的评选标准不再是依照八股文的优劣，而是“考其行事，第其文章”，以其墓志、文章、行状及访闻事实为标准，判定其人能否进幽榜。更值得注意的是，礼部的疏文上讲“其人虽庞杂不伦，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这就反映了作者不仅仅是按传统的儒家道德对士人人品的要求为标准，而是强调其人是否能“卓然有以自立”。
从全书来看，作者在对儒林整体失望之后，重新修正了自己的理想，推出了市井四奇人作为正直读书人可能走的路途。可以说，这对作者以前想靠贤人来救世的理想来说无疑是一种反动，也反映了作者探索儒林命运时正视现实的勇气，因而这添上来的四客在作品中也就占有了无与伦比的份量。但他们能否代表读书人的整体发展方向却令读者感到疑惑，因为逃离、躲避现实毕竟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读书人的唯一选择，作者头脑中的精英意识强烈呼唤他在失望之余仍要勉力补天。但面对如此黑暗的现实，作者除了开出苍白无力的“进用人才”的药方外，还能有什么良策呢?这幅幽榜其实是作者临去之前那哀怨的一瞥，“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不共时人较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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