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执中，名允，浙江乌程人，他的故事主要集中于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诸回；权勿用，字潜斋，浙江萧山人，他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十一、十二、十三诸回。
娄琫和娄瓒出身豪门，杨执中和权勿用则是“穷极的人”。他们四人都是科考失意者，于是才去做名士当高人，谋求“异路功名”。如果没有豪门二娄创造条件，出自寒门的杨、权则也做不成名士。杨执中与权勿用虽然由娄琫、娄瓒造化成高人，但又与二娄做名士的状况大不相同。
一
杨执中原先功名是“禀生挨贡”，也算得上是“衣冠中人物”，但现今成为浙江德清县新市镇公裕盐店的“管事先生”。这就表明杨执中出场时功名已到顶巅，无以再从科举谋得一官半职，为衣食之计不得不去盐店管帐。他之所以能成为名士，乃是由于娄琫、娄瓒听了自家看坟人邹吉甫的一番言谈为契机，而邹吉甫所转述的杨执中一番议论，正合二娄当时的脾胃，引以为同调，乃声气相应，为之开脱罪名、救之出狱，继而又邀至府中待之为上客。从此，杨执中也就与娄氏兄弟同做起名士来。杨执中的议论，就是作者借邹吉甫夹三缠四般地诉说给二娄公子听的一番言谈：“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而这两位公子哥儿，也常说：“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未曾料到在这“穷乡僻壤”居然有这么一位识见相同的“读书君子”，自然惊讶万端从而图谋一晤了，于是杨执中其人就开始逐渐露面。当二娄闻知他因为“不肯用心料理”“一切账目”，任凭伙计“胡三”，终于“亏空了七百多银子”而被店主告到德清县里，县主将他“拿到监里坐着追比”至今已“有一年半”以后，决心将他解救出来。
值得深思的，是杨执中原非歹人，就连公裕盐店主起先也认为“他为人正气”，方始“托他管总”。在地方上，口碑也还不坏，当二娄表示要救他出狱时，邹吉甫在口诵“阿弥陀佛”之余，又说“二位少老爷”若“救出杨先生来，这一镇的人，谁不感仰”!再说，县主凭其亏空一节就“要将他褫革追比”，在二娄看来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县里户房书办假借娄府名义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帑，何以便行监禁!”这就说明从相府公子到户房书办都认为“寄监收禁”杨执中显然是不当之举。将这些点点滴滴、前后似乎矛盾的情节串联起来看，我们不禁怀疑：杨执中被捉究竟是他议论“三朝大事”，还是因他“亏空”盐主账目?相府公子娄琫、娄瓒所常发的相同的议论，乃兄娄通政也怕“惹出事来”，那么，“穷乡僻壤”的穷士子这样的议论难道就不可能惹出一场官司?会不会是作者又一次地以遮眼手法表现另一件文字狱的案情?如同小说中蘧公孙刊刻《高青邱集诗话》被告发、卢信侯收藏《高青邱文集》被收捕的事件一样，这是颇值得玩味的。
如果说，杨执中“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而沦为盐店“管事”是为不幸，继而又被“寄监收禁”则是更大的不幸。不过，也正因遭此不幸而得到二娄的援救，从此应邀去相府“为平原十日之饮”，做起名士来。从他先前的经历来看，他其实是歆羡科举功名的。因此，他的性格就具有双重性。请看他客座壁上还贴着三年前的报帖，只因为上面写着“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至今未曾扯去，对此微薄功名，显然尚未忘情，特别是他又故意在卖菱小船上“丢下一张纸卷子”，上面是“枫林拙叟杨允草”的一首七绝，有云“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此诗实为吕仲实所作)，更透露了他渴望功名的心性。但壁上同时又挂着一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联对，表明他又向往旷达不拘的名士作风；特别是他自言无钱度岁的情景，“这一晚到底没有柴米，我和老妻两个，点了一枝蜡烛”，把“心爱的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更表现了一己虽然贫穷却极爱风雅的名士气度。正因为他原就具有这双重心性，所以一旦二娄邀为座上客时，他也就全然转向，弃举业“正途”而取“异路”功名了。
杨的双重心性又与他的廪膳生员和盐店管事的双重身份分不开。他早年虽然“曾读数行书”，但目前却已“是生意出身”；既然做了生意人，却又不愿料理账目，只是或“出外闲游”或“垂帘看书”，因此被“店里人”呼之为“老阿呆”，他亦自知此乃“受小人驵侩之欺”。其实他又何尝“呆”?观其虽然窘迫无柴米度岁，也不让典商讨巧压价收购他“心爱的炉”。为人仍不失为精明；观其叮嘱权勿用切勿说出城门口相闹一事，其人又何“呆”之有?观其不敢在娄府少老爷面前“装身分”、“巴不得连夜来会”的心态，又怎能称其为“老阿呆”?这些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表现正是他的双重身分的反映。作者如实地加以描写，就刻画出一个由“廪生挨贡”而“盐店管事”而“名士”的复杂性格。
二
杨执中固然穷得“一无所有”，权勿用更是“穷的要不的”，以致宦成奉命到他家邀请其赴娄府作客时，他竟然无法招待，不得不“开个稻草铺”让宦成勉强睡觉。但他和杨执中一样都要当“名士”、做“高人”。如果说，杨执中是由二娄搭救出来做“名士”的，那么权勿用则是由二娄视为“襟怀冲淡”的“名士”杨执中引荐而来当“高人”的。说到底，权勿用毕竟也还是娄府的“上客”。没有二娄，杨执中当不了“名士”；没有杨执中，权勿用也做不成“高人”。
权勿用之所以要当“高人”，是接受了杨执中思想教化的结果。当身为盐店管事的杨执中去萧山讨账时，一人“住在庙里”不断说些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混话”。权勿用听了杨执中这番“混话”后，“就像神附着的发了疯，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但杨执中也是个“穷极的人”，此际尽管权勿用已受其诱导，要做“高人”，但他却无经济实力助其为“高人”。而权勿用自从要当“高人”之后，连原先“借在个土地庙里”教的“几个蒙童”也不来了，顿时失却生计，不得不依靠“骗人过日子”。所以一旦杨执中成为相府清客时，立即大力引荐他来娄府做客。
杨执中引荐权勿用来娄府做客，还另有缘故在。大凡做清客的人，首要善于察颜观色，能说会道，杨执中尽管并不是“老阿呆”，但其谈锋究竟不如权勿用那样犀利。权勿用之所以能“骗人过日子”，甚至没有“一件不是骗来的”，乃在于他极善言辞。“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一歌诀”，他从萧山唱到湖州，不知“骗”了多少人。也正因为此，杨执中急于要引荐他前来，成为自己在娄府做“名士”(实为清客)的帮手。其实娄府“少老爷”多养个把清客本无所谓。杨执中唯恐二娄不允所请，所以故作耸人听闻之语，竭力为权勿用说项，揄扬其“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赞美其满腹“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确认其为“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当世第一等人”。在杨执中的怂恿之下，二娄乃有访权之意，但却未果行。
从前后情节对照中，尽管娄琫、娄瓒对权勿用也十分礼敬，但其实并不如当初延致杨执中那么热心恳挚，救杨出狱是由家人晋爵出面交涉，尔后又三度访杨；而招致权勿用，仅以手书一通和“几色礼物”由晋爵之子宦成前往。对此，杨执中自应明白。可是一旦权勿用来到相府时，二娄说出一些“彼此相见恨晚”的话语，特别是将一坐亭子改名为“潜亭”(权勿用字潜斋)以表示“钦慕之意”时，杨执中却因而泛起酸味，全然忘却引荐时所说的颂扬话。当权勿用表示“居丧不饮酒”时，他立即讥讽道：“古人云‘老不拘礼，病不拘礼’。我方才看见肴馔也还用些，或者酒略饮两杯，不致沉醉，也还不妨。”权勿用虽老而无病，“病不拘礼”云云，并不完全切合权之实际状况，此言适足以见杨执中之不善言词；不过，说破其用“肴馔”以刺其“居丧”尽礼的虚伪，却击中要害。但权勿用不愧为“骗人”能手，自有解脱之道，立即反唇相讥道：“先生，你这话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谓五荤者，葱、韭、芫、荽之类，怎么不戒?酒是断不可饮的。”如此，“肴馔”不属于“五荤”，自然可以享用。由此可见，权勿用之能言巧辩，已迹近无赖。而杨执中虽一时无以驳难，但从此这两位“名士”“高人”之间却已心存芥蒂。一旦杨老六窃取权勿用的“五百文”事发之后，“彼此不合”即达表面化，“权勿用说杨执中是个呆子，杨执中说权勿用是个疯子”。二人都力图在相府公子面前自高位置，以取得主人更多的宠信。为此，不惜相互攻讦。当权勿用被萧山、乌程差人前来缉拿时，那“关文”写着“案据兰若庵僧慧远，具控伊徒尼僧心远，被地棍权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云云，原就含糊不清，尼姑被拐，和尚首告，显然别有隐情。权勿用一时无法洗刷，只能表示“真是真，假是假!这就同他去，怕什么!”杨执中此际非但不仗义执言，反而对二娄进言“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倒是二娄“不肯改常，说了些不平的话”，在分手之际，又奉别酒又送盘程，“打躬而别”。而杨执中却听任权“被一条链子锁去了”。究其深层原因，乃是嫉妒之心使然。这正深刻而形象地表现出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三
尽管杨执中与权勿用有着相同相似的遭际和命运，但作者在塑造这两个“名士”、“高人”的形象时，却能捕捉住他们的差异，表现了各自鲜明的个性。
首先，作者让他们先后出场，逐个表演，既避免情节的平行发展，又充分显示人物的个性，注意同中之异。杨执中出场之前，先由看坟人邹吉甫加以介绍，内容涉及他对“本朝大事”的议论，他的为人，他的家境等等，而尤为突出介绍他对朝政的议论。杨执中的出场方式实具有批判现实政治的深刻寓意。权勿用的出场则不同，他是在杨执中执意荐举之下，二娄方始邀其前来。而杨执中虽然对其再三揄扬，其实并不甘心居于其下，引荐的目的又在于与之相互配合借以巩固自己“名士”地位；因此，同是一个权勿用，可以被杨吹捧为“当世第一等人”，又可以被他贬斥为“疯子”。由此看来，权勿用的出场方式又显然具有批判士子劣根性的意义。
其次，在作者笔下，无论杨执中还是权勿用，创作都是有双重性格，这无疑是由他们的生活际遇所造成的。吴敬梓对他们一些令人作呕的表演不无厌恶，但同时对他们的生活苦恼也表示些许怜悯。因此，他是含着同情的眼泪对他们的双重性格进行冷静解剖的。他们都有被捉下狱的经历，不过杨执中是在做“名士”之前，而权勿用则是在当了“高人”之后。杨执中的被释放，是在其被监禁一年半之后，而权勿用的昭雪，则是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杨执中是被公裕盐店主所控告，而权勿用则是“他学里几个秀才诬赖他的”。杨执中参加乡试十六、七次，均名落孙山，而权勿用更是“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取”。两个读书不成，既不会经商，又不能种田，杨执中是“穷极的人”，权勿用则更是“穷的要不的”。因而一旦有条件做“名士”当“高人”，可以衣食不愁，他们自然乐而为之了。为了做“名士”当“高人”，他们不得不故作风雅，但又不时露出各自本色。例如杨执中就在卖菱船上丢下一首七绝，故作风雅，居然被二娄称赞为“襟怀冲淡”。当他将邹吉甫携来的鸡、肉、米烧好煮好专程等待娄府公子前来时，不料随着叫门声进来的却是他那“噇的烂醉”的儿子杨老六，他乃大声斥责道：“畜生!那里去!”杨老六闯进厨房揭了锅盖就要捞了吃，杨执中又痛骂道：“你又不害馋劳病!这是别人拿来的东西，还要等着请客!”满嘴喷发出由“廪生挨贡”而“盐店管事”身份的本色语。可是不到半日工夫，当着相府公子面前他又换了一副儒雅“君子”的面孔，连语言也变得十分雅驯，说什么“垂老得这一个教官，又要去递手本，行庭参，自觉得腰胯硬了，做不来这样的事。当初力辞了患病不去，又要经地方官验病出结，费了许多周折”云，全然是“名士”口吻。
在“名士大宴莺脰湖”的聚会上，吴敬梓以“怪模怪样”形容权“高人”，而以“古貌古心”刻画杨“名士”。于此，作者深有寓意。乍一接触这两个人物，似乎权勿用较之杨执中更为不堪，仔细想来，杨执中之可鄙亦不差于权勿用。吴敬梓名其曰允，字其曰执中。《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其名和字，均出自“允执厥中”一句，用当代学者的解释，此句意谓“诚实地保持着那正确罢”。这岂不是作者希望他笔下的杨执中也能“诚实地”保持着“古貌古心”而不要造做出“古貌古心”的模样来么?这也正体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讽刺，意在促使他们猛醒，希望他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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