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制度有三级考试，最高一级考试为会试(包括殿试)，中选者为进士。进士分三等，一甲三名，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二甲、三甲进士则需经过朝考，成绩优秀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肄业三年考选优秀者方始能授为编修、检讨，与一甲三名“皆为翰林官”(《明史·选举志》)。读书人虽无不以考中进士为殊荣，但进入翰林院的进士方为人看重，这是因为明清两朝“卜相非翰林不与；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他官叙资亦必先翰林”(朱克敬《螟庵二识》卷二《翰林仪品记》)。自明代英宗天顺朝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入者十(之)九”(《明史·选举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翰林)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清史稿·选举志》)。可见世人艳称翰林，实非无因。不过，翰林虽称清贵，却是冷寂京官，未曾大用之前，有贫至“衣服乘骑，皆不能备”的地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0四五“翰林院：官制”)。可见小说中鲁编修自称“穷翰林”也非偶然。
一
鲁编修的故事主要见于十、十一、十二诸回，十三、十七、二十一诸回也见其姓氏；其女鲁小姐的故事，主要见于十、十一、十三诸回，十四回曾出场。鲁编修，不知其名或字，书中仅以官衔称之。功名如此之高、又为小说中重要形象之一，而不为其取名字者，在《儒林外史》中还是不多见的。或许作者有意以此一鲁编修作为无数编修之代表，已无必要为其取名号。
鲁编修是渐江归安(今湖州)人氏，原为世家旧族。他的出场活动是从京师返回故里途中邂逅娄琫、娄瓒开始的，此际二娄已返乡半载。
他一出场就有一番自我表白，说：“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此一番语言，活脱脱地画出一个科场出身的穷京官的心态，为他此后的种种表演做了铺垫；也为他此后择婿嫁女情节埋下伏笔，进而引出其女鲁小姐的故事来。
翰林在京度日，日常盘缠所费不赀，而交接应酬又必不可少，即使家有恒产可供取用，但长年累月也难以为继。偶或谋得一两任乡试主考之类的差事，得些“孝敬”也可维持一段时日。但鲁编修为一年近五十的翰林，不仅“穷”而且“老”，如无坚强奥援，“肥美差事”自然是轮不到的。且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又未字人，后顾正有隐忧。京华红尘，穷翰林为女择婿，自必艰难万分。如此境遇，“告假返舍”不失为上策。由此可见鲁编修的确也有几分识见。不过，他的识见，全从仕途经济中味出。因之，他的所言所行、所思所虑也全然脱不出这一轨迹。
如对学问的看法，他将可以猎取功名富贵的八股制义当作是一切学问的根基：“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尽管明清一些学者对八股制义的充分肯定，也有类似见解，如王渔洋曾云：“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故，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云，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汙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池北偶谈》卷十三“时文诗古文”)但像鲁编修那样，只承认八股文是学问，其余诗词歌赋甚至“《离骚》”、“子书”都“不是正经文字”的人，还不多见。
对名士的看法，鲁编修虽为翰林，但也仰望名人。返乡途中邂逅娄琫、娄瓒，在问过故乡“年岁”之后，紧接着就问“近来可有几个有名望的人”，他所谓的“有名望”，其实是指有功名的人，而二娄却误解为像杨执中一类的“名士”，并将杨执中的一首七言绝句递给鲁编修。他其实也看不出杨执中乃冒名作者，只是见到诗词就“愁着眉”，认为“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此番议论，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根据，当时士林中确有不少类似杨执中之流的“盗虚声者”。问题在于鲁编修所说的“实学”，无非是八股举业而已。他不是“老实”说么：“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什么?”在这位编修公看来，学问就是八股，会做八股就能猎取功名，有了功名就成为有“名望”的人，也就是名士。
对仕途经济的看法，他曾赤裸裸地表示：“穷翰林”“只望着几回差事”。这正是他的心态反映，即使在娄琫书房里，在“异香袭人”的气氛中，他偏“觉飘飘有凌云之思”，仍不忘干禄。因此，他十分歆羡奉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信条的王惠，也认为这位搜括能手是“江西保荐的第一能员”。至于王惠降顺宁王，无异是叛变朝廷，他却自有看法：“无兵无粮，因甚不降?”可见封建统治秩序在这位“穷翰林”心目中的地位，也可见臣忠子孝的封建节操在这位编修公心中的位置。
鲁编修言谈行止，作者借用娄四的一句评语作结：“究竟也是个俗气不过的人。”在他择婿的过程中，这种“俗气”再度集中地表现出来。娄琫、娄瓒受到蘧祐之托，为其孙蘧駪夫择妻。蘧祐是个“穷官”，而且业已卸去南昌太守一职，因为一直怕女方“争行财下礼”，所以乃孙蘧駪夫的婚姻大事一直“耽迟着”。如今见二娄返回湖州，就嘱托这两个“贤侄”在湖州“老亲旧戚家”为他留意，即使“贫穷些也不妨”。鲁编修归乡后，正值駪夫来拜见表叔娄琫、娄瓒。二娄既知“编修公”有女待聘，翰林之女与太守之孙门第也还相当，乃在宴请鲁编修时有意让駪夫作陪。果不其然，鲁编修乍闻駪夫乃中堂后人“表侄”、南昌太守“之孙”，即刻表示“久慕久慕”。继而又见到駪夫刻的诗话，不禁“叹赏了许久”，随即动了心，问了生辰八字。数日之后即挽山人陈和甫前来娄府说合。可见，鲁编修择婿嫁女，全然着眼于太守门第、年少、多才。不过，他所认定的“才”却与二娄夸许的“才”大不相同，在他看来，唯有八股举业方是真正学问，因此将二娄所说的“才”误认为举业之“才”，以致后来“因女婿不肯做举业，心里着气”，从而触发旧病，又使其女产生“误我终身”的怨嗟。择婿嫁女一节正表现了鲁编修虽为“清贵”的翰林，却满身浸透尘世的俗气。这也正与他对学问、对名士、对仕途经济的看法相吻合。
二
鲁小姐是由乃父鲁编修为其完婚而出场的。虽然在乃父归乡途中即已提及她“还不曾许字人家”，此后有关她的情节即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娄琫、娄瓒为之撮合，陈和甫为之作伐，缔成这门亲事，在求亲、行礼、谢媒之后，駪夫入赘鲁府。但直到大喜次日，鲁小姐的面目才正式显露。在駪夫眼中，鲁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颇令蘧駪夫“醉心”。但他“还不知小姐又是个才女”。作者随即以插说形式做正面介绍，她“这个才女，又比寻常的才女不同”，其父从小就把她“当作儿子”管教，五、六岁起即开蒙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到成婚时，八股文章已做得“理真法老，花团锦簇”，只可惜不是男子，否则“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番话介绍可谓精彩绝伦，鲁小姐乃是鲁编修一手教养成的“才女”。
鲁编修既然将她当作儿子，也就把自己对学问的见解传授给她。“听了父亲的教训”，在她的“晓妆台畔，刺绣床前”也就“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她“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地研读。不过，她毕竟是女子，是年轻的女子，并未全然接受乃父所教。尽管小说中这样写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它)。”似乎恪守乃父之教，然而却让“侍女采萍、双红们看”，自己“闲暇也教他(她们)诌几句，以为笑话。”既然从不读诗词歌赋，却能教侍女们“诌”诗，这“笑话”就未免露出破绽，表明鲁小姐虽然接受其父“教训”，却又与其父有微妙的差异。
当鲁夫人劝解小姐不要过于苛求“新姑爷”、“少年名士”蘧駪夫时，她却十分“恼怒起来”顶撞母亲道：“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曾是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可见鲁编修的见解早已深入鲁小姐之心，不能考中进士的，必然不能称做名士。由于这种观念作祟，鲁小姐的“俗”气，又集中表现在她对待夫婿的态度上。当成婚之日，她“料想”駪夫“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但婚后十余日，只见夫婿对香房里满架的“文章”“全不在意”，未免有些纳闷。但又自我宽解：大约这些“文章”“都是他烂熟于胸中的了”。过了几日，她却“忍不住了”，居然出了题目要夫婿做文章。岂知駪夫的回答是“于此事不甚在行”，并且表示“不耐烦做”“这样俗事”。鲁小姐闻知后恼怒异常，认为这“岂不误我终身”，对待夫婿的“词色就有些不善”，夫妻二人从此也就不断“啾啾唧唧”。“才子佳人，一双两好”的梦幻已然破产。今后怎么办?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每日“拘着”四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晚上“课子至三四更鼓”，遇着小儿子“书背不熟”，还要“督责他念到天亮”，用心极为良苦，切望儿子能考“出个状元”，替自己“争口气”，讨个“封诰”，同时，明知夫婿于举业“不甚在行”，对之也不再抱有希望，但一旦駪夫有所幡悔，用心举业，她就极力支持，“欣然”招待和“着实感激”丈夫新结识的“举业当行”马二先生。
鲁小姐身上也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一些性格特点，所言所行并非全然“俗气不过”。例如她虽然身为闺秀，却也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并且认为：“总是自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这番语言包含着一些力求自立的因素，倒也算得上掷地有声，乃夫以及《外史》中不少七尺男子亦不能作此言。又如，当蘧太守病重之际，駪夫要她从湖州家中前来嘉兴，“鲁夫人不肯”，但她却“明于大义”前来嘉兴夫家，“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亲戚无不称羡”，全然没有闺秀女子的羞怯情态。这种种表现都表明鲁小姐固然有谋求利禄的男子“俗气”，但也有敢于任事的丈夫气。
三
小说情节虽还涉及到第三代人，即鲁编修的四岁外孙，但重点则在于写鲁编修。四岁的小孩已开始听讲四书、攻读“文章”，甚至背不熟书通宵不许睡觉，这正反映了鲁小姐课子之严。而鲁小姐教子心切、望子成龙的心情，以及因夫婿不做举业而产生“终身”有误的怨嗟，不正是接受乃父“教训”所使然么?可见鲁编修确为此段情节的中心人物，写外孙为形容其女，写其女为映射编修公本人。他们三代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专心攻读举业的情节，正极为深刻地暴露了八股举业对整个社会的毒害。不过，这三代人依次而降却正反映了八股举业日趋衰落的命运。四岁的小孩虽然有其母讲授四书，但得“每日拘着他”方始能听讲读书。尽管如此，有时仍不免“书背不熟”。自然，他今后的发展，作者并未写出，但即从这些点滴描写中，已可见四岁孩子对举业的厌倦。其母鲁小姐似乎更为热衷此道，“资性又高，记心又好”，把八股大家的文章、历科程墨以及各省宗师考卷，背得滚瓜烂熟，“肚里记得三千余篇”。不过，从她“闲暇也教”侍女们“诌几句诗”的行止中，似乎她又并不象乃父鲁编修那样全身心被举业八股所浸透，已显得不那么“纯正”了，总之，从鲁编修到鲁小姐到四岁的外孙，正隐约地透露出八股举业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也日趋薄弱。
如果说，这段情节在透露八股举业日趋衰落的命运时还是隐约其辞，那么在描写八股世家的颓败景象时则是昭然于目了。鲁氏家族的没落首先表现在他们的居屋上，蘧駪夫坐在婚宴席上，“偷眼看”鲁府宅第时，那只不过“是个旧旧的三间厅古老房子”。虽然此时“极其辉煌”，但却是由于“点几十枝大蜡烛”光照所致，而并非宅第本身的华丽光采，与娄府美轮美奂的“深沉”院宇相映照，更增加其没落颓败的气息。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婚宴席上两个极富戏剧性的插曲，更为浓郁地渲染出鲁府的衰败气氛。这就是老鼠掉进碗，钉鞋飞入盘。
婚宴席上正在演戏，“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那热汤溅了副末(戏子)一脸，碗里的茶泼了一桌子。定睛看时，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这段描写似乎怪诞不经，其实细想一下现实生活中也是可以发生的。“旧旧”的“古老”屋梁，有老鼠窜来窜去，并不足为奇；锣鼓喧天，老鼠惊吓，“走滑了脚”，也属可能，将可能发生的怪事写得合情合理，借以突出“旧家”的衰落，正表明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
接着，就是钉鞋飞入盘。酒过数巡之后，厨子捧着有六碗粉汤的盘子上来。管家从盘中端起四碗奉宾，还有两碗不曾端。这个厨子只顾“尖着眼睛看戏”，以为粉汤全部端去，就把尚有两碗粉汤的盘子向地下一掀，边上两只狗随即窜上前来抢那粉汤吃。这个小厮“怒从心上起”，“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狗倒没踢着，却“把一只钉鞋”“踢起有丈把高”，正好落在陈和甫席前的点心盘里。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世家大族有下人，一般不会不懂礼数规矩到如此地步，但鲁府这“厨役雇的是个乡下小使”。轻轻一笔，已点出鲁家的衰败，仆从已少得不敷使唤，而需临时雇用乡下小厮以供差遣。
总之。这两个极富喜剧性的细节夸示出举业世家鲁府的颓衰，意味是无穷的，足以引起后世读者的深思：八股举业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已逐渐减弱，举业世家也日趋败落。至于这段情节主人公的鲁编修，以谋不着“肥美的差”而返乡，又以“开坊升了侍读”却未及赴任而归天，同样也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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