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迥，温州府乐清县人。他于第十五回出场，时年二十二岁，至第二十回下场，持续时间约五年。他原是一个勤学而孝顺的农家子弟，逐步堕落成为无恶不作的儒林败类、利欲熏心的朝中官员，作者通过他的蜕变过程，强调了功名富贵对青年人的腐蚀作用，谴责了恶劣的社会风气。
匡超人蜕变堕落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活动背景分别为乡场、文场和官场。第一阶段，从流落杭城到在家乡考取秀才。作者抓住他勤学和孝悌的行为特征，逐步加以深入描写。在杭城，匡超人一边摆测字摊一边用功读书，同时还为无钱回家奉养生病的老父而忧心忡忡，他流着泪这样对马纯上说：“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这些大大感动了马纯上，引为“斯文骨肉”，赠银送物，助其返乡和做小生意养亲，临行又向他灌输一套“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的科举道理。马纯上的话对匡超人深有影响，他返乡后之所以挑灯夜读，就是因为企望由此发迹。这是他受功名富贵诱惑的开始。
匡超人回到家乡大柳庄，吃苦耐劳克尽孝道，作者赞扬了他“出于至性”的“孺慕之诚”。这方面的描写越深刻越感人，就越反衬出他日后行为的可恶可恨。一到家，母亲就告诉他做梦都盼他回来，并且跟他讲了梦里的话：“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这就暗示了他以后的变化。病瘫在床的匡太公告诉他得病缘故，“三房里叔子”恃强欺弱，想低价买他家的屋，争论时挨了打，族亲“受了三房里嘱托”，主事不公，因此气倒。族人纷争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此处穿插这一内容，既反映社会道德风气的衰败，亦表现了匡超人处理事务的才能。到家不久，他就挑起了维持全家生计和照顾父母的重担。杀猪卖肉，又做豆腐，买卖赚了钱，拿来放在太公床底下，闲下来就在太公跟前陪坐说笑，不但养亲而且娱亲。在“太公出恭”和“夜半大火”这两个情节中，他的孝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者是在与其兄长匡大的对比中展开这两个情节的。匡大自挣自吃，不照顾老母病父；匡超人却挣了钱养父母，连父亲出恭这类细事也想方设法，既让父亲“出的自在”，又不让娘因此而“熏伤了胃气”。夜里着火，匡大“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匡超人则先救父亲，再救母亲和嫂子。作者写他平时用功读书，夜晚念文章，“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个更头”。
匡超人在乡里事亲至孝和苦读不缀的种种表现，得到了保正潘老爹和知县李本瑛的赏识器重。潘老爹替他看了相，认定他的骨格“是个贵相”，“将来只到二十七八岁，就交上好的运气，妻、财、子、禄，都是有的。”又在县主面前适时抬举了他。李本瑛则是见着匡超人夜半读书，觉得“这样乡村地面，夜深时分，还有人苦功读书，实为可敬!”遂为他的科考铺展通途。匡超人在李本瑛的照顾之下，应县试，取童生、奔府考、接院试，终于考了第一名，进了学，成了生员。客观地说，这两人，连同马纯上，对匡超人的帮助是很大的，动机是无私的，特别是李本瑛对他一连串的抬举，看中的主要是他的“苦读”、有才和克尽孝道，但是，他们的帮助在客观上却促使匡超人渐渐背离了自己原有的道德行为，走上了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
匡超人之所以会堕落，原因是较为复杂的。作者固然强调了社会风气对他的外在诱惑，但并不因此而宽恕他，还表现了他自身性格中的不良因素。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交集起来驱使他走向堕落。卧本回评所指出的“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和“器小易盈”就是针对他的主观内在因素而发的。作者从内外两个角度来剖析匡超人的蜕变原因，比单纯的社会批判更为深刻，显示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了解。作者在开端写他与马纯上的交往之时，就用客观冷静的笔触描写了他这方面的心性。他对知遇恩人竟然提出“意欲拜为盟兄，将来诸事还要照顾”的要求。书中自始至终没有说明马纯上的年纪，但就其已“补廪二十四年”，并且“考过六七个案首”来看，辈份当比年仅二十二岁的匡超人至少高一辈。将父辈之人“拜为盟兄”，目无尊长之性已隐隐可见。又如搭郑老爹的船返回温州的表现，他“为人乖巧”，“不拿强拿，不动强动，一口一声，只叫‘老爹’”，之所以如此，为的只是可搭便船。他的心性如何，又见一斑。作者用这些细小情节对其时还算纯朴的匡超人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讽刺。
在第一阶段结束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已有较大改变。为了赶府考，他抛下卧病的老父，损了孝道；后来因避祸，又撇下老母。成了秀才后，势利之心也随之显现，如学里人找来，他恼着说：“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有甚么进见之礼!”有知县做老师就不要穷教官为师，其目无教官的气势，与进学前的逢人“打躬作揖”，判然有别。特别是他得悉李本瑛被参摘印时，只是虚应其事地进城走一遭，未闻其有片言只语为恩师洗雪，只听其自怨“晦气”之声；未见其设法探望，只见其急速远走他乡。他的薄情于此可见。但从总体看，此时他还处于渐变阶段，本质还不算坏。
从再度赴杭到离杭赴京是匡超人蜕变的第二阶段，是他剧变的阶段。考取秀才使他初步实现了获取功名的愿望，从此追名逐利的欲望迅速膨胀，拚命往“功名富贵”的宝塔尖上爬，完全忘记了父亲临终时“轻功名，重德行”的嘱咐。他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堕落了。其中又分两层。第一层，匡超人来杭，由潘保正介绍，欲投奔潘三，未遇，却邂逅结识了斗方名士景兰江，经他一顿胡吹，对杭城“名坛”，“不胜骇然”，大有向往之意，后又结识了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一伙假名士，参加了酸臭逼人的“西湖宴集”，学会了做斗方诗。更重要的是，假名士那种拉帮结派，相互吹捧，借重官府，招摇撞骗的惯常的无耻之举，都被他看在眼里，学在胸中，“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这不是马纯上所说的中进士“显亲扬名”的道理，而是做名士“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的道理，他开始领悟了谋取功名富贵有“正途”与“别途”两种。至此，他成了一个自我吹嘘，道德沦丧的“名士”。同时，他又做选家，“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又把假名士们的一顿胡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在上”，以此捞得选金。作者后文还提及匡超人在攫取赃金之余，还通过选文捞取选金，此乃诛心之笔，因为以圣贤之徒而行诸恶，罪责当然更重。在这一层里，作者以匡超人的视角来写杭州假名士的生活，通过假名士对他的精神毒害，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卧本第十七回的回评指出：“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点明了“势使然耶”，即社会风气对他的影响。
第二层写他与潘三的交往。潘三揭穿景、赵“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劝匡不要再与他们“相与”，“要做些有想头的事”。这些事到底是什么呢?一是帮助胡姓财主强占荷花和为施美卿案伪造文书，私刻公印，他分得二十两银子，潘三之后又“一切事都带着他分几两银子”；二是替代金跃入场科考，充当枪手，到手二百两银子。接着，由潘三作主和料理，他娶了郑老爹的三女儿。潘三为其谋利成家，事败之日又一身承当，毫不牵累于他，作者极写潘三对他的细致照顾，为的是反衬下文匡超人的负心。潘三帮衬做的几件所谓“有想头”的“正经事”，都是不法的，给他的蜕变作恶，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匡超人一说就动心，欣然于此，毫无愧意，其犯罪也是有其自身的原因的。作者缕缕丝丝细写出匡超人的蜕变过程，于冷静描写中透示出自己的痛心与憎恶之情。
再赴杭城，对匡超人来说犹如进了一个大染缸，迅速走上了邪道。遇上景兰江等人，使他变得恬不知耻，吹嘘逢迎，沽名钓誉，道德全面沦丧；遇上潘三，更是沆瀣一气，包揽词讼，作奸犯科，贪赃枉法，干尽坏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岁考中匡超人取在第一，宗师又把他题了“优行”入贡。作者以此晓示世人：科举制的荒唐腐败到了何等地步!
从在京考取教习到回杭取结赴任是匡超人蜕变的第三阶段。正在为优贡庆贺的匡超人，忽然获悉潘三事败被拿，而且款单中所列的罪款，不少是自己参与的，眼见得要吃官司，此时适逢故知李本瑛派人来寻，为安排退路，他便将妻子强逼到老家，自己只身赴京，投奔李本瑛。从此便涉足官场了。
匡超人此时已奸滑至极。李本瑛因不知他的薄情势利，仍然待之甚厚，安排他考取朝廷教习，又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匡超人为妻。匡超人隐瞒了已经娶妻的实情，“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毫无廉耻地重又入赘。科举和仕途的升迁伴随着道德行为的堕落，一起展示在读者面前。老父老母的担忧一变而为现实，社会风气和科举制度促使他迅速走上不讲文行出处的道路。匡超人“回省取结”到杭城，此时郑氏娘子刚死，他对发妻之死毫不悲痛，却不忘摆出暴发户的臭架子，对赶来报丧的匡大说：“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可见，其势利熏心之态。
结文之前，作者让他在两个不同的场景里现身说法，通过其言语的无耻虚妄和自相矛盾，对他作了最后的讽刺与愤怒的谴责。在酒楼上，他对前来巴结的景兰江大肆吹牛，把只是普通的官学教师的“教习”之职吹得天花乱坠，“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前日太老师有病，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单只请我过去，坐在床沿上，谈了一会出来。”这种自抬身价的恶赖声口，也只能骗骗同为一丘之貉的景兰江而已。席间谈起潘三时，他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拿他的。”似乎忘记了自己参于其间所干的丑事，也忘记了潘三过去对他的照料。卧本第二十回的回评对此评说道：“潘三之该杀刻割，朝廷得而杀割之，士师得而杀割之，匡超人不得杀而割之也。匪惟不得杀而割之，斯时为超人者，必将为之送茶饭焉，求救援焉，纳赎锾焉，以报平生厚我之意然后可耳。乃居然借口昧心，以为代朝廷行赏罚，且甚而言曰，使我当此，亦须访拿，此真狼子野心，蛇虫螫毒未有过于此人者。”他之所以要责备和回避潘三，为的是怕影响自己的升官发财，“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见，被功名富贵熏污了心的人，都是自私透顶、毫无人情味的无耻之辈。另一场景是在回家的船上，他对同船的牛布衣和冯琢庵，吹嘘自己所谓有“九十五本”选本的“文名”；并说“北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作者故意通过牛布衣之口当面点破：“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他被揭了底，竟然不知耻，继续吹牛。当初马纯上看过他的文章，说他“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现在他竟反赖马纯上“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并污蔑他“选本也不甚行”，夸自己的选本“外国都有的”，十足显露出一副无友情、无廉耻的丑恶嘴脸。作者对第二十回设置了一个深有意味的回目：“匡超人高兴长安道”。长安，为帝都之通称。长安道，比喻京都的官场。匡超人涉足官场，为的是谋个“肥美的地方”，以享“荣华”，无疑也将是一介敲榨百姓的贪官恶僚。在这阶段，匡超人变得道貌岸然，装出正人君子的样子，其实变得更隐蔽、更狡猾。他初涉官场，便已劣迹彰著，停妻再娶，倒责潘三，肆意诋毁马纯上，种种无耻和负义，令人发指，从这样一个势利熏心、蛇蝎心肠的人身上，不难看出作者对黑暗官场的不满与抨击。
由于匡超人这一人物形象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内容和人性深度以及作者鲜明的道德谴责倾向，使得短短几回书中的匡超人成了全书的重要人物之一。活动于书中各回的其他一些不顾文行出处的反面角色，似乎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某些似曾相识之处。他的蜕变，足以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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